2014年《愛人》於德國柏林首演之後，德籍作曲家克利斯提安‧佑斯特(Christian Jost)與臺灣優人神鼓以及柏林廣播電台合唱團合作演出詩經、漢樂府及美國詩人康明思（Edward Estlin Cummings, 1894-1962）的作品，終於在臺灣登台。此類規模龐大的跨國製作，近年來在臺灣越來越常見，與全球化時代國與國的交流越來越頻繁也密切相關。在這般跨國製作中，反覆觸及的問題往往在於「東方」如何交流「西方」、優人神鼓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與身體訓練，並進一步對話於世界、或如傳統如何走入現代等。換句話說，參與跨國製作的劇團，思考其一貫美學的堅持或風格，如何一方面在交流中產生良性的互動，另一方面又可以不隨他者起舞，一體兩面的批評常常共生。也可以說，跨國製作往往召喚出身體更大的焦慮，東方夠不夠東方？優人神鼓夠不夠東方？文化交流能不能在維持主體，又達成彼此理想的認識？

或許換個方式檢視《愛人》？既然跨國製作已經成為期待，或許跨國本身就是一場精彩的表演。全球化讓地球的每一地之間的好奇越來越一發不可收拾，跨國表演本身就可能越來越無法再問單一劇團的成功與否，在《愛人》中，優人神鼓的表演透過鼓聲與合唱共時性疊合柏林廣播電台合唱團的音樂，優人神鼓的表演同時也必然同時是柏林廣播電台合唱團的身體，兩者其實無法二分，而兩者的表演很清楚地統合在作曲與指揮之手。優人神鼓過往以擊鼓作為法、呼吸為示，掌握身體節奏的完整與一致性；《愛人》則轉由優人注意指揮的調度，指揮的眼與手成為統籌演出的引導核心。由此分析來看，正好呈現了全球化下的跨國文化表演，無論優人神鼓還是不是優人神鼓或是「東方身體」、柏林廣播電台合唱團與康明思還有沒有保有德國詮釋或是「西方風格」，跨國文化表演其實仍有一隻隱藏的手指揮全球。更批判一點閱讀，雖然「愛」總是在世人的想像中，理當成為跨越國家、種族、語言、文化種種人為疆界的全球價值，但這個全球價值其實仍然在某種「限制的」(limited) 普世性的指揮下。

所以《愛人》的「愛」是什麼呢？就節目單的描述：「面對普世的『愛情』課題，以道藝合一為理念的優人神鼓創辦人——導演劉若瑀，選擇東方太極中雙人對練、敵我防衛攻擊的『散手』，作為表達情人你推我就，若即若離的情慾狀態…中國古詩的含蓄與康明思詩中的波濤情慾，看似迥異的愛情關中，劉若瑀透過『散手』，找到貫串其中的共同語言。」這個愛反而是先建立在限制的普世性下，回頭尋找文化特殊資源，而古代的愛情也必然是雙人的、愛情是情慾的、中國的愛情則是含蓄的。（是呀！為何往往「東西方的相遇」，總是恰巧搭建在「古典的東方」（詩經、漢樂府）碰上「現代的西方」（康明思），甚或是某種模糊的、集體的東方，遇上了清晰的、個人的西方？）或許，中國根本不那麼東方（也因此不用再問優人還是不是優人），而是跨國文化的表演與製作讓中國東方化，同時也讓柏林廣合唱團與康明思西方化。

全場演出最讓我眼睛一亮的，反倒是兩位合唱團的團員，走上優人神鼓的舞台，迥異於優人演員們訓練有素的身體節奏，他們是路人甲乙，無意中闖入了全球化的紀元，他們不唱、不舞、不擊鼓，也不看指揮，既不隱藏他們的格格不入，卻又不至於令人覺得荒謬地，席地而坐然後起身離開。反而在一場精心構建的跨國文化表演中，留下一抹相遇時的會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