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著期待的心情翻著節目表，以「現代西方劇場方式演繹豫劇」這句話讓我大喜過望，自上次看過《水袖與胭脂》後，就對有類似意圖的戲很有好感，我以為，若是劇作者帶著新時代的精神進入各個劇種，都能夠使這些被遺忘的傳統劇種重獲活力。

但走出劇場時，我才知道自己所想和劇作者所想並不相同，劇作者所追求之「新」並非精神上之「新」，而是形式上的新穎，而這形式之新，也並非爐火純青地融成一片，而只是一道道剛好被放在同一個盤子上的菜色所組成的大拼盤，王海玲的故事歸王海玲，其他各路巾幗英雄歸巾幗英雄、傾城美女歸傾城美女，各不相關。於是我們看到了以嘻哈節拍賣弄流行語的說唱大秀，又用了連年輕人都不太使用的流行語彙，只覺得生硬，這齣戲為什麼要採用這樣的演繹方式，似乎連劇作者都沒有想過。先不說劇作家和劇中人這個安排有多通俗，這兩個角色一起擔任這齣「戲中戲」的引路人，一路說學逗唱，只為了「帶領」觀眾進入情境。但觀眾何須如此手法才能進入故事之中？感動或是愛恨難道都得靠人一個個去說、去解釋才有戲嗎？本來這類說書、引路、串場之人並非主角，這下反客為主，忘記了自己點到為止的使命，反而不斷交代、提示本戲的「重點」與背景資訊，呂后如何奪權、有何功績，乃至李香蘭、阿市、孫尚香何許人也，也要戲中諸君一一旁白。我和剛巧坐在我身旁的幾位小朋友都大感無聊，這樣的作法未免太過取巧，跳過了對人性的刻劃與描繪，所有重要的事件都沒有戲劇動作，全憑眾精靈說了算，僅由客觀的第三者來做一總結性的評價與敘述，不似西方劇場，反倒像是民國初期的話劇。

主要故事曖昧不清，王海玲一再反覆短暫的扮演，又離開角色回到原來的王海玲，除了故事破碎雜亂以外，大部分時間使用的也並非豫劇的表現手法，不僅看不出豫劇之魅力所在，連西方劇場的表現手法也僅有下半場的空台，一把紅椅子，一位穿著燕尾服的男子站在椅上唱軍歌，隨著軍歌的旋律，身著傳統戲服的武將以寡擊眾，一方面呼應了楊金花在台灣大受歡迎的時代背景與意義，另一方面也昭示了時代的不安與浮盪。

楊金花質問王海玲，為何要將自己拋在遙遠的「忠孝節義」之中，但我以為這齣戲不僅沒有拋下所謂「遙遠」的忠孝節義，反而還為忠孝節義之復興做了最好的帶頭，除了對總統、總統夫人等舊時代偉人的崇拜，雖然削除了與政治相關的時事，但對總統遙不可及的形象塑造顯得不合時宜又難以共鳴，還有將王海玲畢其功於一役的楊金花與豫劇的存廢直接劃上等號，也是極其粗魯與怪異的。前線勞軍之「忠」和對母親之「孝」反倒成了這個故事中王海玲與楊金花的最大呼應之處，我不認為我們非得要打破或者重新闡釋王海玲的故事，這兩個觀念並非不能在現代見存，但不能被毫無交代的粗略處理，比起王海玲如此強烈地和楊金花說不，甚至躲避這個年輕時代自己的幽魂，她對母親的愛顯得頭重腳輕；也因處理方式不夠細膩，使得這兩個女人不見深刻的對照與呼應，也無超越時代的共鳴，僅有一句「現在能將楊金花熱呼呼地看進心裡的人不多了」作結，不禁讓人對前面如此久的鋪陳只等到一句不清不楚，沒有背後動機支撐的台詞感到無奈。這句話建立在觀眾對王海玲作為豫劇皇后的了解下，然而對以此戲初識王海玲的觀眾，則毋寧是一種排擠了。若能夠從這句話出發，轉而重新連結、建構起楊金花與王海玲的連結，而省卻前面許多看似有關實卻無甚大關連的名女人演義，也許更能讓這齣戲被觀眾熱呼呼地看進心裡。

這齣戲小看了觀眾，也小看了豫劇的潛力。僅是熱、鬧而已，不見更深刻的對戰爭的反省，餘下的僅只是劇作者不夠周全的思慮，與毫無新意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