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不懂，為什麼許多學校都漆上禮義廉恥四個大字，為什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幾條路名重覆出現在不同縣市的街道標誌，長大以後才回頭想，戰後台灣政府也許認為禮義廉恥或者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可以製造一種「國民精神」，向千千萬萬人民洗腦，但也許戒嚴幫了倒忙，使得它並沒有發展成一套符合民情與風土、歷史與文化，上下對齊，開放的深度論述，全面啟動。
但這種教育的陰影還是無所不在，譬如看《春醒》有去上男廁的人一定都有看到，每座小便池上方都貼著「（尿尿）請對準」的圖文貼紙，這是台灣式青春的社會圖像，而且是變本加厲地把不同年齡段的人都扁平得一樣青春（可我也承認，我的女朋友時常叫我不要尿到馬桶外面……）。再拒劇團就是用《春醒》再次告訴我們，一百年前德國跟一百年後台灣的青少年，還是活在羞恥的保守體制，劇中這群青少年穿著暗色調的「制服」，工程鷹架搭設的裸露式舞台，讓我們分不清楚這到底是一間學校還是一座學校倒塌以後的廢墟。劇作副標「兒童悲劇」，更能直接向我們傳遞原作韋德金（Frank Wedekind，1864-1918）要控訴的對象，溫德拉與梅奇爾的兩性情慾以及莫里斯的死，就是為這場青春之鬼的群舞搖滾獻祭。
這群青少年被告誡感覺不可相信；學校與家庭的管教，莫里斯之死引發短暫的大眾媒體八卦推理，都讓他們無路可出，所以「他們不知自己是躲進去，還是被關進去」（借劇中台詞）。再拒版《春醒》利用三層樓高的舞台，調度基本的走位、站位的高低差，呈現不同社會身分、敘述需要及角色心理狀態，譬如老師站在二樓對一樓的學生們訓誡，顯示教育的冷漠；譬如溫德拉與梅奇爾的情慾探索發生在二樓左舞台，若在三樓則顯得太聖潔與崇高，在一樓則太擁擠與平常，發生在二樓側邊較能提供一種偷偷摸摸的視覺感。余彥芳的動作設計，則多賦予一種痙孿、抽慉感，暗示青少年身處各種形形色色的體制，受苦的扭曲樣態。現場樂團也沒有固定位置，雖然主要分散於一樓的鷹架之間，偶也會站出高低差，活潑整體的舞台視覺。
而我以為這個版本最重要的對話，一樣發生在二樓左舞台，當溫德拉的母親問她「妳在做什麼」，彷彿整個人蜷縮起來的溫德拉回她聽「搖滾樂」的時候。就文本的敘事，呼應溫德拉、漢斯、梅奇爾等人一齊期待那場其實永遠沒有到來的春醒樂團十週年演唱會，而母收到回答後的表情，也正建構了溫德拉蜷縮的身體樣態的必然；對母親而言，搖滾樂也許是又吵又叛逆無用的噪音，可對溫德拉來說，母親的問句才是「體制」加諸於她身上的噪音。文本之外的一層，這組對話則是指向再拒創作中時常出現的「次文化」，換句話說，再拒其實時常用「次文化」為台灣當代青（少）年造相。從這一點來說，黃緣文擔任主要導演，再拒子團「前叛逆男子」發展的BL音樂劇《新社員》、《利維坦2.0》，已經走在這條路上，只是《春醒》更黑暗，更不「類型」。但我也同意，《春醒》的在地轉譯比起過往再拒多數作品顯然還不夠，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春醒》開闢了另一種青少年劇場的審美經驗。就我有限的觀看印象，台灣的青少年劇場時常強調讓青少年自己來演自己的故事，或者要演一個為青少年而寫的戲，這些我都沒什麼意見，因為關鍵是它是否經由主導（創）者的過度修飾，導致青少年的自我或文化在舞台上失去脈絡與真實。《春醒》的好處就是它不想掩飾世界的惡與體制的保守，拒絕為了塗抹一種聖潔感而非要勵志不可。它的拒絕長大是對長大的社會維持一個看的位置，而不是停在幼稚。說不定這樣的做法，更能同步表達青少年的感覺也說不定。
何況「前衛」往往就是從青少年（文化）誕生的，（新）保守主義反而更有害。
《春醒》
演出｜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
時間｜2018/03/11 14:30
地點｜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