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姿宇（專案評論人）

《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被視為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企圖實現疏離效果及史詩戲劇的劇作之一，和許多布氏其他作品類似，《四川好人》不意在描繪完美的世界、討人喜愛的角色、皆大歡喜的結局，故事最後，一廂情願的神明們翩然離開人間，拋下不知所措的女主角沈德絕望地留在原地，淹沒在這個「吃人的」社會裡。《苑裡好人》則設定在《四川好人》故事發生之後，神明們反省了遴選好人的機制，訂定「2019好人專案」，對遴選機制進行民主改革。這次，規則改成召集各路神明以及人類，一同討論出「好人審核標準」，選出苑裡的「好人代表」。

《苑裡好人》的觀眾分為兩批，分別從台北出發及在苑裡集合，台北出發的觀眾扮演各路神明，苑裡集合的觀眾則扮演人類。我參與的場次為台北出發，抵達集合點時，觀眾便得到不同的神明角色和精緻的服裝，在前往苑裡的遊覽車上，劇團人員扮演的三位神仙：媽祖娘、二郎神、九天玄女便帶領這些「神明」們進行討論、表決，選出一個審核好人的標準及具體事例，加上在苑裡同步進行討論的「人類」所決定的另一個審核標準，以及原本設定好的「公平」、「正義」、「民主」，這五個標準便成為遴選「2019苑裡好人代表」的指標。當「神明」們抵達苑裡後，被帶進了苑裡公有市場，觀看分成五個小組的「人類」排演的短劇，短劇則各以一個苑裡好人指標為主題，而神明則要根據短劇內容及短劇結束後和「人類」的問答，評選出最符合好人審核標準的人類。

如果《苑裡好人》順著這個敘事邏輯，最後選出一位「苑裡好人」、全場歡聲雷動，那麼它勢必是一場令人失望的演出。因為至此所有的表演、參與安排都像一場大型扮家家酒，散落各種空泛的詞彙與定義：「好人」、「代表」、「公平」、「正義」、「民主」，當然也包括參與者自己提出的「有同理心」和「尊重」，先不論這些詞彙承載的龐雜概念，單純談概念如何在演出中被生產、被闡釋就有可議之處。就生產言，在前往苑裡的遊覽車上，媽祖娘宣布神明們要討論出一審核好人的標準，故車上的「神明」們被分成三小組，要回答「你覺得好人應該有什麼特質？」的問題，每個小組給出一個形容詞，再對三個形容詞進行多數決，產生最終決定。在緊迫的十分鐘討論時間內，我和組員面面相覷，不知如何回答這麼空泛的問題，即使最後各自擠出了一個答案，卻也不知如何整合組內不同的意見；在尷尬地相持不下時，最後是由工作人員扮演的二郎神接話、直接決定組內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既沒有對話時間，亦沒有對話深度，更沒有對話標的；簡言之，這完全不構成一個有效的談話，遑論討論。隨後的表決也非常「自然的」以多數決決定，完全沒有考慮例如共識決等其他決策方式，所謂的民主討論早已被懸置。就闡釋面而言，「人類」要演出短劇給「神明」看，但倉促的準備、表演時間讓各短劇對主題的闡釋極度簡化，例如以「正義」為主題的小組，在短劇演出迫遷案，一邊是居民們勾手捍衛家園高喊「今日拆苑裡，明日拆政府」，另一邊是歇斯底里吼叫的「政府」，這個短暫圖景呈現出的是處正義一方的無辜居民vs邪惡政府的截然對立，而「迫遷案」中不同立場間的矛盾、斡旋、妥協、商議，卻完全缺席，如果這是所謂「神明」要背書的正義，實在讓人尷尬。

在各小組演出短劇後，「神明」被帶到苑裡市場頂樓，討論出幾位符合好人審核條件的候選人，之後這些好人候選人一一上台，接受「神明」的輪番提問，在每輪提問結束後，全體「神明」以電子投票決定是否同意該候選人為好人，投票結果會公開顯示。當最後一位候選人正被提問到一半時，台下突然有人不滿的舉手喊道：「不好意思，我有問題！」發言者是上一位接受提問的候選人，此時手持麥克風的二郎神回應：「抱歉喔，『人類』沒有提問的權利。」「為什麼人不能參與，我們只能坐在這裡看嗎？」該候選人高聲抗議，此時見場面有些緊張，九天玄女接過麥克風圓場：「沒有啦，規則一開始會這樣訂就是因為神明有比較多的專業啊。」此話一出反而激怒了提問者，他馬上質問：「不是要民主？怎麼現場一半的人都沒有提問的權力？」突然九天玄女見他說得有理，乾脆說：「不然讓人類也可以投票好了。」此言一出，幾位演員扮演的「神明」七嘴八舌吵成一團……。

混亂中，坐在椅子上的觀眾被唬得一愣一愣的，然後我們才恍然大悟，這場架，是場安排好的戲。

爭吵中燈光倏暗，舞台上「歡迎蒞臨第四屆好人在哪裡大會」的紅布條被緩緩取下，露出一塊白布，就著這塊布，一齣以一位老太太為主角的皮影戲上演，老太太白天獨自顧店，和鄰居閒聊、禮尚往來，晚上回家照顧臥病在床的丈夫，某天家裡突然起了大火，老先生力勸老太太丟下他自己逃命……此時投影字幕打出：「老太太是好人嗎？」「老太太，神明要給你獎勵，你想要什麼？」「我想要錢。」老太太說，神明回答：「你就繼續當個好人，這樣就好了。」

苑裡好人（畸零地工作室提供）

當《四川好人》著名的最後台詞出現時，《苑裡好人》一劇的意圖昭然若揭：繼承《四川好人》對「神明」的諷刺與批判。但《苑裡好人》卻透過改變觀眾的位置，走出一條與原劇不同的路，它擺了所有觀眾一道，重新調度原劇的諷刺對象，從布萊希特批判的「神明」與醜陋的大眾，轉化為整體觀眾，甚至是整齣劇自身。本劇從頭到尾都是一場對觀眾的設計，它先是武斷地將觀眾區分為兩批人，指定權力差異（包括台北／神明，與苑裡／人類的象徵張力），而後提供合法化權力差異的理由（神明有比較多的專業），並指定區分與差異的功能（要來選出苑裡好人）。《苑裡好人》高舉「民主審議」的大纛，實際上刻意安排的討論過程、呈現結果乏善可陳，什麼是好人？何以需要「好人代表」？「好人」標籤的必要性何在？這些問題無一被妥善處理——因為《苑裡好人》本就無意處理這些提問，它的荒謬最終目的是要毫不留情的面質觀眾與劇作本身：「為什麼你們願意為這件荒唐事背書？」

既然《苑裡好人》的各種橋段與安排終究是一場局，那麼能如何理解《苑裡好人》裡的觀眾參與？一方面，《苑裡好人》是非常挑釁的，因為它其實最後毫不留情的嘲笑了觀眾，觀眾以為他們正在進行討論和展演，但實際上他們根本沒有這麼做的條件；觀眾以為他們面對一場公平的投票，其實票數是做出來的；觀眾以為他們要來選出一個好人，但整個好人遴選本身就是最大的諷刺，換言之，《苑裡好人》裡的所謂觀眾參與，或許只是觀眾的一廂情願。但另一方面，觀眾在劇中也不盡是被動的設局，觀眾自己也在情境中做出了選擇，當進行最後一輪電子投票時，因為劇組的設計，其中某位應被全體神明一致認同為好人的候選人，竟得到壓倒性的反對票，彼時我和身邊的「神明」們議論紛紛，認為票數統計必定有誤，應該儘速向工作人員反映、重新計票才對，此刻，我們不也從頭到尾都準備好要投入被指定的角色、成為了好人遴選大會的共謀？即便在過程中不時心生疑竇，觀眾不也最後仍相信在這場扮裝遊戲裡，「神明」的確擁有比「人類」更大的權力，可以對他們進行價值評估？

當布萊希特不厭其煩的談論疏離效果以及史詩劇作為理想戲劇形式時，一再提到他的劇場表演和配置拒絕觀眾對角色的被動認同，他要觀眾和演員批判的觀看角色、保持對觀看戲劇本身的自覺，明白劇場故事永遠是動態、能被歷史化的，亦即，是可改變的，故觀眾時時思考如果可以不像這樣，台上的故事還可能怎麼發展、如何被改寫。《苑裡好人》某程度上也走在同條路徑上，的確，《苑裡好人》起初似乎犯了布萊希特的大忌，它直接讓觀眾扮演戲劇角色，與劇場共悲喜，一同為某位優秀的候選人抱不平，但《苑裡好人》的最終目的在雙重否決這個扮演的意義，它無意觸發成功的交流，反而藉失效的對話、操弄後的統計，暴露出參與的不可能。其次，這個扮演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充滿缺陷的預設框架下，有武斷的權力差異和簡化的價值區分，框架的缺陷讓扮演終究會淪為笑柄。當那位「人類」候選人發出質疑之聲時，他的語言效力等同發現國王沒穿衣服時，那個人群中的小孩石破天驚的笑聲，這一刻，他讓圍觀的人感到無比羞愧：何以指出真相的人是他，而保持沉默的是我。而對這個劇場裡保持沉默和被動參與的反省，不也正是布萊希特走向史詩劇的起點。

即使，在本劇對被動參與的真實反省，反而恰恰來自最不「參與式」、最小心翼翼設計過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