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2009年台北藝穗節首演大獲好評、2010年臺北藝術節受邀演出、四把椅子劇團的口碑作《等待窩窩頭之團團圓圓越獄風雲》的延伸系列《刺殺！團團圓圓之通往權力之路》，從藝文空間搬上鏡框式大舞台，劇情也從愛的越獄大逃殺變調成動物園奪權陰謀戰。戲一開場大幕是放下的，只聽見「動物園」管理員老林（林家麒）戴著麥克風自觀眾席後方走向前台，一面用手機玩自拍直播，畫面立刻傳上屏幕。等老林鑽入帷幕，觀眾便從主觀鏡頭和擴音器傳來的獨白，「間接」「直擊」了一樁家庭MV畫質的刺殺兇案現場。開演不到三分鐘，導演許哲彬快狠準地打出全劇基調，姑且稱之為「假」的美學——直擊是「假」，刺殺是「假」的，貓熊更是「假」扮——貫徹始終，這種故意為之的「假」或「偽」作，卻也正是本劇旨趣所在。

故事主軸也不避諱挪用自美國電視影集，從《越獄風雲》換成《紙牌屋》，只見「木柵動物園」的招牌明星熊貓團團（竺定誼）摘下頭套，面向鏡頭，模仿Kevin Spacey 飾演的主人翁Frank Underwood之經典台詞：「痛苦分兩種，一種讓你變得更強壯，另一種則毫無價值……」，喀擦了斷一條生命（因為很重要，所以要演兩遍）。無愧昭告天下：虛構不斷重玩、虛構回收再利用、虛構的無限繁衍……，創作者終於可以擺脫「原創」的沈重壓力，奉消費為正道，只要夠娛樂夠好玩夠有梗，就可以無盡消費下去。猛一回想，鍾明德的戲劇評論《在後現代主義的雜音中》1989年就出版了，但真正符合「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不分正的歪的、偏的旁的、俗的雅的、本的偽的，信手捻來無脈絡拼貼挪用的「後現代」劇場在台灣，本世紀才姍姍來遲，包括這齣《刺殺！團團圓圓之通往權力之路》。

要說以滿滿時事為哏的戲劇，早在1985年表演工作坊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堪稱老前輩，還一舉踩平精緻藝術和通俗文化的楚河漢界，兩面受光，成功以後表坊《這一夜》、《又一夜》、《千禧夜》一系列地相聲下去（政治性則遞減）；還有2003年很認真做的《亂民全講》，全都抓緊時事，做口頭發揮。不過，那種有道德方向性的「嘲諷」如今看來相當富於古典精神，與純粹為笑而笑、為錯而錯、越錯越有勁的混搭新品種完全不同款。雖後者仍不免消遣嚴肅政治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 ，如動物園園長（王世緯）一路地「謙卑謙卑再謙卑」，台灣黑熊（鄧名佑）爬上理髮院屋頂高喊「反黑箱」，還有從中國送來當親善禮物的貓熊與台灣黑熊之間發展出一點點類似外來與本土族群的關係（台灣出生的圓仔則好像有一點點認同障礙）；但僅取形象，無關本質；與電視廣告詞、流行話題、美劇日劇片頭、選舉開票直播、歌壇偶像團體、網路名人、電玩格鬥遊戲…….一鍋同炒；訴諸的並不是社會開放後人言言殊的政治立場，而是一整個世代共同擁有的視聽結構——是的，同一套大眾傳媒洗禮下，芸芸眾生不覺擁有同一套符號消費邏輯，並透過笑聲，一再確認。

有如一位評者建議本戲適合：「放棄認真思考，專心笑就是了。」但怪僻使然，不由得多想：何謂「假」的美學？「假」何使由之？2013年台灣年度漢字票選是個「假」字，政客說一套做一套，國家法律名實不符，商家出貨表裡不一，社會假氣沖天，不到四個月就爆發太陽花學運。你以為抗假非真不可，其實不然。就像劇場，一個合法合理合情造假的地方，有人追求絕真無偽，像八零年代末風靡台灣前衛劇場的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要求演員不斷內化、直抵本真，把表演推抵修行般的神聖境界。也有人朝世事最虛最浮的一端操作，從花花世界傳媒反射刮取大眾都聽得見、看得到、也都「懂」的東西，諧擬錯位謬接，只要調侃得宜，即可再創消費高潮。世事多偽，新品笑劇索性偽上加偽，有如以毒攻毒。趁著「時代力量」崛起的不會僅只國會裡那個新起政黨，還有懂得利用「時代力量」創造剩餘價值的人。

無論政治博弈或消費工業，皆是工具理性的產品；本劇則以動物園也瘋狂式的調侃，揭示這種工具理性的末日。動物仿人類，人類扮動物，充滿自我指涉的錯位。就通俗喜劇的技術而言，編導演皆有水準之上，演員的模仿秀並不俗惡，滿台時事硍和流行硍也沒有流於零碎嘴泡，被嚴密編整成頭尾相扣的推理故事。始終「在場」的男主角團團譏諷莎士比亞的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頗為犀利：「他以為他是主角，但前四分之一他就死了。」不過凱撒的死亡場景便成他的摹本，只是壯烈悲劇完全變調為滑稽鬧劇（自己偷灑紅紙屑表示爆血漿）。斑馬紋的貓熊之家初看真莫名其妙（頗符合全劇錯亂特色），箱籠式空間拉成為團團、圓圓、獨子圓仔一家熊，與動物管理員老林的下班生活的展示間；互為對照，一瞬間人獸無界頗有荒寂詩意。但是本劇畢竟不是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也毫無完成任何政治寓言的企圖。團團圓圓們體現的後現娛樂場上，沒有任何應該相信、可以膜拜的思想或寓言，沒有所謂本質，只有滿滿的符號、滿滿的包裝、滿滿的喬裝扮演，因而可以用另一套更瞎的扮演去戲弄。

一台真的攝影機架在台上做直播，大螢幕隨時可以插廣告和跑馬燈，遂令整個劇場如同電視攝影棚現場，表面即裡面，手段即內容。在搞笑的面具之下，作者什麼都沒打算說，「終極意義」必須由觀眾自己去完成。只是，追問自己有「沒有跟上流行」多過「我是誰」的觀眾，真的回答得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