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劉韋廷（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對於後疫情時代進劇場，選擇觀看具議題性，與生活情境對話的戲碼，是躲避大選紛擾的放鬆。詹傑和黃郁晴聯合製作的《罪‧愛》，英文片名The Fall把導演回應社會經常出現的「接住」語彙做深層連結。這齣戲揉雜創作者長久以來的宗教田野，特別是新聞媒體經常出現的新興宗教現象(new religious)透過演員們演繹，呈現信仰者在自以為被接住的光照中，被接住，卻陷入另一種深淵。以下是筆者欣賞首演，提出幾點觀察，與看戲群眾分享以及交流。

Ⅰ.迴光返照

導演在揭幕使用眼花繚亂手法，拼貼數則新聞畫面，兇殺案使人毛骨悚然，觀眾在視覺、聽覺逐漸麻痺，無法專注，最後帶入自製新聞，即本劇重要人物劉曉菁的自殺身亡案，開始一連串柯南式追查。週刊記者陳怡靜與辦案警察李國勇是男女主角，原為情侶後來分手。作為曉菁舅舅的李國勇為了調查，偵訊陳怡靜，原因在於週刊鍥而不捨追蹤神秘宗教團體面紗，怡靜從圈外跳到了圈內人，一方面是接近曉菁，另一方面則與母親重逢，親情與友情反覆糾葛。

由於要鋪梗，導演設置謎團，困惑看戲的觀眾。舉凡怡靜為何離家，責怪父親、決裂母親，與好友不相往來，這些背後看似沒有關連，導演用了一個類似伊底帕斯的悲劇情節，做為故事核心，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真相，知道的人反而不說，就讓結局越錯越深，最後導致家破人亡。怡靜的父親既可憐又可悲，妻子外遇生下智能不足小孩，而且被誤會玷污女學生，連女兒都誤解，父親在女兒心中已然崩壞，最後走上絕路，真相並非眼見為憑，而是看不見的那一個。

Ⅱ.解冤釋結

做了錯事，想要彌補，是人的心理防衛機制，減低愧疚感（guilt）的負累，這觀念早在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就已經揭示，所謂「怨恨」、「良心」是人在超越自己時的反應，沒有絕對好與壞，端看人的能動性。劇中另一個主角，讀經班老師黃巧雲，這個慈眉善目，滿嘴菩薩的半身不遂阿姨，是陳怡靜與李國勇亟欲想繩之以法的魔頭。就像新聞媒體的報導，感覺她似乎十惡不赦，但是，她有軟弱的一面，就在和陳怡靜的母親相遇之後，全然改變了，成為成長團體領導者。

上述提到，劇中各角色有冤，有怨，無論是女兒無情誤解了父親，妻子無意外遇造成了悲劇，女學生無心害死了老師，如果這些冤結要解決，就必須被打開，才會有可能痊癒。做為女兒的陳怡靜活在惡夢中，反覆輪迴，直到遇見黃巧雲。黃巧雲是大海中的浮木，接住了她，也接住了母親。然而，導演把這種看似避風港的表象，實則蘊含平凡的邪惡。亦即，要贖罪就幫助同修畢業，死亡即解脫，殺人與被殺都有正當理由，劉曉菁與父親，陳怡靜母親就是這樣死的。導演在這段運用舞台聲光，營造人心煎熬、善惡拉扯的界線，做為全劇高點。

Ⅲ.信仰越界

德國學者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談到宗教團體，其領袖經常有克里斯瑪特質（charisma），這來自基督教傳統，象徵得到上帝的幫助，造就跟一般人不同。黃巧雲的領導風格，不走強勢路線，而是通過卑微，凡事菩薩都在看，塑造以柔克剛形象。但卻巧妙地把主導權藏在自身，責任推給神祇，形成平庸的邪惡。可惜導演在描述讀經班現象，其包裝手法近乎嘩眾取寵，讓觀眾油然而生厭惡之感。如果有類似經驗的觀眾進入這些團體，會發現他們跟一般人沒兩樣，事事感恩，潛心修行，宗教落實在生活裡，而不是像舞台效果，這是看完戲後要提醒觀眾的地方。

演員徐堰鈴飾演的黃巧雲（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李欣哲）

如果說這齣戲是談失控的成長團體，或許可以講是一種類宗教的新興靈修社群。當人遭受挫折，需要求助，誰可以幫忙呢？假使同為天涯淪落人，你的苦，我都知道，姊妹們彼此互助，你就是我們的老師，其說服力比尋求專業諮商更具說服力。當黃巧雲跟李國勇說他也要為劉曉菁的死負責，心裡亦是糾結，作為舅舅/警察要如何做，巧辯的話術，我想導演是讓觀眾反覆思考之處，於公於私都很艱難，誰可以仲裁？法律嗎？還是宗教？善惡在一念之間。

綜上所言，這齣戲處理時事，關懷社會新聞，要從新興宗教現象入手，本身就屬不易，宗教無法被科學所量化，就像神學家奧托（Rudolf Otto, 1869-1937）所言，它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特性。筆者佩服導演處理難解的宗教事件，探討艱苦人的依附心理，能被接住是幸福的，如果沒有人接，那只好自己爬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