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杰樺曾於2014「下一個編舞計畫」發表《舞者與編舞者》，以單人形式討論舞者與編舞彼此關係，你消我長，延展為場上的某種緊張「權力」關係。今次《去自由》，概念相近，同樣在編舞者現身、交付指令的動機下，由舞者呈現規則（馴）／不規則（馴）身體狀態，一部分時間並交由舞者自我呈現，最終則擴及身體與空間的動態變化，舞者與燈光共舞。

類似的嘗試並不陌生。布拉瑞揚於2013雲門2「春鬥」發表的《搞不定》曾令我們印象深刻。編舞者遙坐觀眾席發號指令，在大結構順序下，編舞者隨時改變指令，調度場面，以形成舞作流動（運動性）與空間構成。《搞不定》或許是編舞與舞者的某種「賽局」，其中的緊張關係一直維繫不斷，舞作因此呈現出來是更多的身體即興能力與爆發力，而編舞者的權力位置從未動搖。

從《舞者與編舞者》到《去自由》，謝杰樺同樣現身，不同的是，作為編舞者，謝杰樺一直試著交出權力，或說，將「編」舞（身體）的權力與「表演」者共享。《去自由》首先透過一段預錄的排練動作指令，場上僅見一只小木人，紋風不動，觀眾可以自行想像木人關節可能的動作。接著，舞者現身，依著同樣錄音指令再做一遍。這段「序言」，揭示了往後開展的主題，也就是《去自由》的提問：去掉指令，身體有多大自由？然而，觀舞之後，令人感興趣的卻是一道相反的命題：指令誰予誰奪，自由又由誰定義與不定義？

提問是淺顯易明的。照指令操演一遍後，舞者退至邊線，謝杰樺開始邀請舞者一一登場，隨著不同的對話，「你平時怎麼跳舞」「最真實的你如何跳舞」「如果你來模倣誰」…由舞者各自發展。這些片段，對觀眾而言，很像排練場上的「幕後」操作，當然也可視作每位舞者的solo。謝杰樺的提問像是將「球」丟回舞者，意圖給予舞者自己詮釋、編排的權力，但上述舉例的提問相當類近，而「球」並沒有相互拋接，形式上仍成為發號者與接令者。當發號者試圖讓接令者「反求自身（主體）」，觀眾看到的是一個沒有參照架構的已知，對其前身（原來狀態）與後來（擺脫指令之後）的無明，由是，自身變成為一個個模糊的「個體」，並沒有主客、變異之別。所謂「去」自由，如何讓「去」表現出相對的能動性，由於提問方式接近，舞者身體的表意方式差異不大。

第二階段，加入了燈光因素，編舞者請舞者回答與燈光（及燈光設計者）的關係，同樣交由舞者發揮。這段從solo進到所有舞者群體加入的畫面，雖有了不同燈光變化，但同樣的，燈光與舞者的對話方式仍是兩兩互為一個個體，既非即興對話，在相對「固定」的光的範圍與空間內，流動雖由舞者發動，但由燈光所框定的空間維度似乎也讓光成了另一個隱形指令、看不見的編舞者。

上述反覆進行的段落，對編舞與舞者而言，具有「局內」意義，即舞者在有限制的指令下，如何表達自我。只是，這樣的思考，關於身體與哲學的命題，透過場上的「表演」，如何成為觀眾可感的模組狀態？如何讓不具有舞者與編舞身分的觀眾，在有限的線索下，延展為共時共感的經驗？就接受面而言，發問者的提問似乎為開展一個演出文本而來，但個別又相近的個體，反覆同一答問，重複的概念一再演繹，觀眾腦內的模組無法自行運作形成更大結構的理解，而如果單靠動作與形體的情動力，舞者的表意十分雷同，不免讓觀眾無從衍生更多想像與自由。

或許，《去自由》的提問最可貴的一點其實是其反論：指令誰予誰奪，自由又由誰定義與不定義？編舞一直在台上，手持麥克風，不管訴諸多少形式，權力結構其實沒有改變（最明顯的一點，舞者表演何時停止？這是被決定的，舞者並沒有更多的自由）既然沒有終極、唯一答案，卻不斷思索著（編舞）權力讓位的可能，與其將此過程演現於觀眾面前，觀眾可能不免思忖，讓我們直接看成果吧。但議題並非不可為，Q & A的形式導引觀眾進入一場議題式的表演，議題既關於舞者、跳舞、編舞的自由權的可能，其追問自不可能停留在單一發話與接收，勢必有衝突、反應或對話。一個簡單的疑問，去掉指令，舞者身體就自由了嗎？錄音教練象徵的不僅是指令，更是舞蹈語言的慣性，來自類近背景的舞者，清理所有訓練養成的慣性將是如何的不容易。Q & A如果要讓觀眾／聽者感興趣，非得挖得夠深、夠澈底，即使這將使演出呈現安那其式的政治性，但也只有如此，議題最終才成為一場表演，而非啟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