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張又升（2020年度專案評論人）

盜火劇團這次帶來的《消失台北》，將觀眾設定為受邀參加一場說明會的貴賓，巧思多放在參與和隨之而來的體驗。說明會發生在近未來，入座後，我們經由一男一女兩位主持人的介紹（口條儀態皆刻意模仿商展上的常見樣板），以及投影在三面牆上的大量影像，回顧了台北百年來的土地、建物與生活文化，最終望向這座都市未來可能的新形貌：建物和居民皆彼此連通，個別單元卻喪失生機，氣氛異常冷冽，一切簡單便利也單調死寂──「敵托邦」的世界觀設定相當鮮明。

舉辦這場說明會的公司叫「ASI」，力主打造便宜、便利、最宜居的建材、建築，乃至整體都市規劃；為此，它們藉著這場說明會的機會向觀眾募資，方式是讓我們競標台北過去的文物（入場時，我們得到了「五十億」、「一百億」和「兩百億」的代幣若干枚）。從寧夏夜市的帆布殘餘，到國家圖書館的貿易英文專書，其中還包括圓山舊兒童樂園時代的門票，我們就這樣幾億幾億元地瓜分了台北，將台北中飽私囊，終讓「消失台北」成為現實。高昂的交易面額代表的，是物價的極端飆漲，也是再也無法遏止的通貨膨脹，而兩位主持人則大方表示：募得的資金當然會充分利用，但若投資無果，那……他們也不能怎樣。

特別有意思的是，當貴賓離開會場，即演出結束之後，我們看到入口處說明會的前台已經被推倒，弄得一團亂，抗爭標語貼滿、灑滿了場館地下室通道的牆上和地上，似乎我們正在安穩聆聽主持人的說明、刺激競標台北殘餘文物的當下，場外發生了一場激烈的對峙，而貴賓們一無所知，對於要求居住及土地正義的抗爭者也毫不在意（是的，頭也不回地離開現場，準備返家）。至於原本在前台殷勤招待觀眾／貴賓的工作人員（他們或許是劇組的行政人員，但透過這樣的安排，也成了某種演員），早已鳥獸散。

在比特幣再次突破兩萬三千美元的現在，欣賞這部作品可謂正逢其時。我們總是被許諾很多新事物，但是否能夠達成，沒有人可以保證，而達成之後的甜頭，也極少人可以嚐到。在邁向新事物的過程中，身邊老舊的、熟悉的東西一一消失。我們對這樣的過程應該抱持什麼態度？欣然接受已不可能，因為公眾教育正在提升，社會對人權的要求更加嚴格，就算只是出於政治正確的考量，形式（或儀式）本身也有一定約束力。但是，要採取斷然批判的立場也不切實際，因為勞動者和消費者的需求正在日新又新（不管這些需求是不是被創造出來的），實用、快速、廉價但又看起來美好、扎實、恆久的商品，絕對是未來共識。

卡在這兩種立場之間，模仿或扮演那些社會層峰人士，反倒成了一個方便的切入點。模仿不見得是認同，但也不全然是諷刺，在這個巧妙劃出的空間中，大眾成了統計學的中間值，很多話不適合明說，很多意義也難以闡明，但一看就明白；我們不輕易挑一個選項表態，「維持現狀」才是恰好的王道。那麼，現狀是什麼呢？比「模仿」更麻煩的，是「被動模仿」，正如我們這些觀眾一踏入場內，便莫名其妙地變成了財大氣粗、有資格競標台北的貴賓──你、你、你和你，不能隨意拒絕。現狀就是如此：我們必然是社會關係的乘載者，用以執行各種結構所需的職能──你必須不停扮演一個什麼，總之不能直接呈現你自己。

從前那些古老的、能夠在舞台上的故事搬演到一定程度時自由抽離的「觀眾」，已經不符合未來趨勢，你們必須也成為「演員」，必須因為「參與」而無預警地也成為另一群演員。新的劇場不允許你不參與，正如當前社會禁止你反抗。「參與式劇場」不對老派觀眾的胃口，但它在形式上已經提出了最契合、最反映社會現狀的命題。就此而言，我們不能拒絕也不該拒絕。既然觀眾被迫作為貴賓參與了消失台北的恐怖計畫，那就只能將僅有的主動性寄予那些不在場的抗爭者。在他們身後，還勉強藏有一個遙不可及的烏托邦，而只有當你離開或有意識地撤離這個暴力的現場時，才會在驚鴻一瞥中悄然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