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宗慶打擊樂團於2010年製作擊樂劇場《木蘭》，以打擊樂結合京劇表演、肢體劇場，被視為是其探索音樂劇場和跨界創作二十餘年的一次集大成。《木蘭》歷經一次再版及無數次國際巡演，在發表將近十年後，朱宗慶打擊樂團找回原班人馬——導演李小平和作曲洪千惠，推出第二部擊樂劇場《泥巴》。《泥巴》取材自國內陶瓷品牌，瓷林董事長林光清的家族故事，和林光清家鄉苗栗蘆竹湳社區的發展歷史，樸實而詩意地呈現「起家厝」這個嬰兒潮世代的共通課題。而瓷林也為《泥巴》燒製了多個udu drum（巫毒鼓），甚至尋常的陶甕、瓦片也成為在《泥巴》音樂設計中的元素，陶瓷如何在打擊樂中發聲並與之對話，無疑是《泥巴》最值得深觀探討的元素之一。

《泥巴》上半場的音樂設計為鍵盤打擊樂器和陶製樂器的合奏開展，即便udu drum原本來自於非洲而非華人文化，但陶瓷本身在外觀和音色的質地確實形塑了某種臺灣在地風土的想像。雖然以泥巴為名，許多視聽元素卻呈現著水的象徵。udu drum瓶狀的外型和原本用於承裝食糧的陶甕，呈現出某種滿盈富足的意象；udu drum和陶甕圓潤柔軟的聲響，和marimba木琴渾厚渲染的低頻音色，也呈現著某種濕潤如水的質感。也是藉著marimba中低頻的使用，讓udu drum偏鈍偏悶的原始聲響和其他音色較亮的樂器如vibraphone、xylophone能有所銜接，呈現層次分明而雋永溫潤的音響。唯一略顯突兀的是木箱鼓，當它的聲響一出現，兩樣陶樂器便難免被粗暴的掩蓋。但洪千惠所創作的曲目確實旋律優美而氣象清新，援引鄉土風格卻不落俗套，表現戲劇轉折的同時又收放合度而不至於用力過猛，在在感受到作曲家和樂團、導演的深厚連結與默契。

如果說樂器的音色和質地是為了打造出某種鄉土記憶的風格，《泥巴》的肢體編配便是在呼應敘事主題。敲打的動作明顯服膺文本「建築」的核心命題，手持磚塊如響木互擊、搖晃著鐵桶裡的土粒如沙鈴作響、或是將陶土泥糰重重摔入鐵盆，在曲目更替中，《泥巴》拓展各種物品聲響的同時，也藉由演奏方式的改變和演繹將故事徐徐推進。可惜的是，隨著音樂會進入下半，樂隊編制隨曲目循序擴大，中國打擊、大型鼓類和金屬樂器逐步加入，「日常物」的選擇也逐漸更換為鐵鍋、桶子、鋁片鋁網等可以發出大型聲響的物品。《泥巴》似乎不可避免地，因著樂曲鋪陳設計的取向而走回一般打擊樂團的套路，雖然就曲目的規劃和安排而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且效果確實成功），但陶瓷這個原本樂曲著墨甚多的元素，卻也難免被漸漸稀釋且邊緣化。

在下舞台區，有一個被《泥巴》稱作「故事屋」的桌型裝置，桌子本身有著類似木琴共鳴管的造型，上面放置或裝設各式小型樂器，和一棟三合院造型的純白模型屋。除了放置樂器的功能外，就設計者石佩玉的創作自述所言，這個故事屋與表演敘事「應該」是要有所互動的。但除了表演者不時會走向它並投以含情脈脈的眼神之外，這個故事屋與《泥巴》的文本推進幾乎沒有連結，大部分的時候都只是張有造型的樂器桌。直到最後一曲，上一幕被推進後台的故事屋再次出現時，素白的三合院變成了彩色的騎樓式透天厝，表演者輪流為它添上樑柱和屋頂。這棟有著近代外型的建築有著比前一棟故事屋更為具象的外型，彷彿它才是《泥巴》經年累月砌成，確實存在於當下時空的家屋。而從這座故事屋的消失和重構回頭省視《泥巴》的曲目安排與音樂設計，這種從簡至繁、從薄至重、從舊至新的演進或許便是貫徹《泥巴》音樂和戲劇的鋪陳邏輯，表象是敘述一塊土地走向繁榮的小型史詩，內裡卻也反射出某種回憶不再的惆悵。社區繁盛、親友安好、鄉情正濃，卻仍免有些聲響和意象隨歲月一去不返，在《泥巴》終幕的喜慶歡快背後，有著一股淡淡然的哀傷與眷戀。

距離2010年首演的《木蘭》，朱宗慶打擊樂團花了近十年時間才磨出第二部擊樂劇場製作。《木蘭》繼承經典文學和傳統藝術的盛大與繁複，《泥巴》則回望本土原鄉，召喚在地的共感。與其說《泥巴》是旨在「打擊樂與陶瓷的創意激盪」，其最動人處仍是在聲響實驗之外，如何以擊樂劇場為載體，運作島嶼的故事與記憶。而概而觀之兩部作品，某種朱氏風格的創作程式似乎也正隱約浮現，唯其「真身」為何，仍待更多作品的累積和驗證才能窺之一二。千呼萬喚始出來，期待在時光淬鍊和積累之下，朱宗慶的擊樂劇場能為臺灣留下更多的跨界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