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台南蜿蜒的小巷，藏匿在標榜時尚潮流的百貨公司後頭，依傍著南台灣的艷陽天，一家小小的咖啡廳的地下室，正播放著Radiohead（電台司令）的Creep。散落在木板地上的五把矮凳，襯著噴漆塗鴉的牆，燈光忽明忽暗，當所有人（不管是演員還是觀眾）沿著樓梯走下，宣告Radio-Dead（電台屍令）的時間到了。

這是一群沒有名字的「說故事的人」：女大學生、弟弟、爸爸、房東與職業為演員的室友。最先發聲的女大學生，以（自認為）奇怪的動作，深呼吸後告訴觀眾「要開始說故事了」。談及說故事的人，往往直接被連結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講故事者有回溯整個人生的稟賦。（順便提一句，還不僅包括自己經歷的人生，還包含不少他人的經驗，講故事者道聽塗說都據為己有。）他的天資是能敘述他的一生，他的獨特之處是能鋪陳他的整個生命。講故事者是一個讓其生命之燈蕊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燭光徐徐燃盡的人。」【1】不可否認，劇裡的故事是說故事者的某段體驗，但就像女大學生所坦言的奇怪，而後所有的敘事內容、時間其實更是錯亂的，造成彼此間敘事的多聲，可能呼應也可能失焦。其雖點明了時間點是現在、七天前、七天前的下午、一個月前等，並坦言時間開始倒溯，甚至常準確的報時，卻也不斷地告訴觀眾：「這故事不會按照時間。」此外，眾人的語言也是凌亂紛陳、且不斷疏離又進入情節，這明確地告訴觀眾，這是在演戲，他們在演過去也在演現在。同時，舞台指示進入他們的對話中（像是爸爸說大家靜止不動），這些對話內容不一定是與觀眾溝通，他們仍在戲裡頭，只是清楚地被告知在演戲。因此，整部戲的劇情雖有其主要脈絡，但在跳接的時序、交錯的語言、凌亂的戲擬中，更重要的可能是說故事的人的責任──其所隱喻的符碼與意旨。

於是，就像這部戲的文案所寫：「一首獻給大腸花、太陽花世代的黑色童話」，編導蘇洋徵所置入的政治符碼與社會意念，早超過隱喻的層面，已全然浮在整部劇作之上，甚至以一種「意念先行」的姿態進行演繹。其中更不只有太陽花運動所掀起的「無限期占領」概念，或是將游泳池重新命名為「林紅池」（林盃紅了的游泳池=國民黨前黨鞭林鴻池）等，所諷刺的政治亂象更不斷地擴大。像是穿著紅短褲的狗叫「黨主席」；找市長代言收音機，因為他老跳針；用黑布把攝影鏡頭蓋起來，是「他們」一貫的伎倆；甚至整部戲的主線──弟弟所拍攝上網的影片「魯蛇（loser）一家人」，也直指台中市長的競選影片。整部戲充斥了整個學運世代的風起雲湧，乃至於最近期的選舉案例，不斷地刺激觀眾對於整個社會局勢的衝撞。由於《電台屍令》緊咬住了如此鮮明的核心與立場，因此同時也陷入了操作的危機：如果觀眾沒有參與學運，或是壓根不支持呢？（甚至他就是執政黨的忠心信徒）不過，這可能也是整部劇作就已預設好的情形，除了在宣傳文案就已表明內容，整個地下室至多也只能容納二十人左右，於是自然產生一種篩選機制。

不過，除去技術上的問題（演員卡詞卡得明顯、部分表演太過刻意且不流暢），這部戲比較大的問題可能是，當編、導、演以大量的戲謔、笑鬧來建構整個「黑色童話」與「政治寓言」時，焦點也過度集中且過度先行。但，整部戲更想講的與偷渡進來的符碼卻不僅於此，還有世代間的差異（作為學運世代的爸爸，在十五年後卻被新一代所忽略）、多元成家（女大學生是被領養的，整個五人家庭的組成僅有兩人有血緣關係）、富二代（剛滿17歲的房東卻有間擁有游泳池的房子）、觀看與被觀看（弟弟不斷地透過錄影機紀錄，給網路上的觀眾點閱，並作為一種成就感的達成，最後竟然連記憶都必須倚仗這些錄影）……等。最後，卻在不斷灌輸編導強烈意念的情狀下，被稀釋成暗流。另一方面，則是部分問題在無法以「戲劇」處理完備的情況下，這些概念皆（有些怠惰地）轉化成「名言錦句」式的對白，或是碎碎念，像是「自己失去什麼，就自己搶回來。」、「不是搞革命，只是要開開玩笑。」等等。於是，他們所說的故事，也像是「屍體」一樣，看似驚駭卻也腐爛。

其實，這部劇作除去政治性語言與情節，依舊精彩的是其對於整個人生、世界的反動，藉由「將合理的荒謬化，將荒謬的合理化」來重新解構。特別是在於爸爸這個角色，看似荒謬、無理且白目，從佔領游泳池到電台，都是無比笨拙的行徑，同時也揭露了他在十五年前作為學運的前鋒，不過是個陰錯陽差的誤會。但看似荒謬的行徑，其實反而表露了他對於人生的不可逆的另一種堅持。此外，這也揭示記憶與歷史的「被」記錄，就像他們現在所過的生活一直倚仗弟弟的錄影機進行記錄，甚至可以錯亂或進行改造。於是，這所暗示的「真實」，才真正被擴展到更大的生命議題與說故事者的責任──世界的真理在哪裡，或者根本沒有所謂真理。

最後，這部作品最為愚蠢的是爸爸，但最令人動容的卻仍是他。當我們都以為必須對學運進行正向思考，才能解讀這部劇作的同時，結局的呈現其實才真正投下震撼彈：（意外）作為學運先鋒的爸爸，在十五年後卻只是個頑固、沒人懂的loser，這一切「並沒有改變」，而我們只能對人生妥協。這不禁讓我想到香港導演陳可辛前些日子參與論壇時談及學運，語重心長地說：「但我還是覺得，別想像你們能夠改變世界。到我這個年紀就會明白，這世界有它運行的方法。」【2】並無法知悉編導是否看過這段談話，但這樣的重新思考，卻把敘事的思考面向拓寬。《電台屍令》壓根不是一個好笑的「童話」，它包覆著整個時代對於人、對於妥協的某種沉重。但這並不代表著絕望，就像劇中最後所說：「人生來了就要給他一拳，而不是多年後靠盃什麼都沒做。」而這就是存在於《電台屍令》裡，踏過陳腐的屍體，所必須履行的說故事的人的責任。

註釋

1、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講故事的人：論尼古拉．列斯克夫〉，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編，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118。

2、 參閱ETtoday東森新聞雲，〈妥協是一種藝術　陳可辛談學運：別想你們可以改變世界〉，網址：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814/389884.htm?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ettoday%2Frealtime+(ETtoday+%E6%96%B0%E8%81%9E%E9%9B%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