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庸置疑，歡樂已是紙風車劇團的兒童劇最鮮明的標記了。然而，除了歡樂，看完紙風車劇團的兒童劇，有什麼可以一再感動與回味的呢?或者我們就用《巫頂站在屋簷上》節目冊上總編導李永豐說的：「巫頂也希望紙風車充滿『創意』、『美學』、『愛與關懷』的兒童劇，成為台灣所有孩子成長的共同記憶。」以此標準來檢視，做為台灣第一大兒童劇團，紙風車劇團的一舉一動都具有指標意義，然而作品是否真的建立起「創意」、「美學」、「愛與關懷」的內涵？很抱歉恕我直言，在「巫頂系列」作品中是愈來愈難看見了。

我們就先從創意來剖析，《巫頂站在屋簷上》依然暴露了這系列作品劇本鬆散、雜亂無章的老毛病，這齣戲中透過巫婆巫頂來講三個故事：分別改編自小野《心所愛的人》、李美玲《多生與多莉》（改編名為《賣芭樂》）和哲也《小火龍與糊塗小魔女》，三個故事高手的文本都是可以單獨成為一齣戲，卻被硬擠在同一齣戲，於是狀況就來了，串聯這三個故事的內在邏輯何在？當我們只能夠從《小火龍與糊塗小魔女》原著中的巫師被改名成為屋頂的哥哥屋簷，找到一丁點的連結，但這樣的連結又與劇名屋頂所站的屋簷——房子的上端——語意是不同的，再則巫頂也沒有參與進入這段故事中演出，導致巫頂與三段故事之間，純粹只剩說書的功能而已，既然如此，也就無法突出巫頂身為一個巫婆，可以展現飛天遁地、變換魔法的奇趣；這系列作品讓屋頂常常像一個魔術師一般，卻又只是耍些從空中撒出一些彩紙，或抓出一朵塑膠花的小把戲，奇幻巫術魔法力量蕩然無存，遂讓這齣戲內容顯得空虛浮泛。

失去創意的還有一再三複製的兒童劇老把戲，例如《心所愛的人》這場戲中的公雞「雞雞」，三不五時就要跌倒，搭配「咚咚咚」的音效聲，很吵很鬧，是兒童劇常被批評綜藝化的搞笑模式；又如《小火龍與糊塗小魔女》中的屋簷，站在自家門前斜坡，也是動不動就要上演向前摔跤的戲碼，所謂輕鬆幽默，倘若永遠只是靠這種伎倆表現，和在俗鬧泥沼裡面，兒童劇的形象能漂白嗎?還有序幕屋頂在場上找2017世大運吉祥物熊讚，那種刻意裝笨假裝看不見熊讚躲在哪裡，然後問台下小朋友，被指引之後去尋找又營造一段捉迷藏互找不到的橋段，兒童劇只能永遠這樣玩沒有更創新的手法嗎?

這齣戲除了三段故事並陳之外，竟還要幫台北市政府置入性行銷，刻意安插一場2017世大運吉祥物熊讚的運動競技宣導劇，這也是很莫名其妙的!假如台北市政府和紙風車劇團有心為此大事宣傳，獨立製作一齣戲演出不是更完善有意義嗎?硬是突兀的嵌入在這齣戲中，更讓這齣戲完全像個拼盤大雜燴，就是要讓觀眾吃撐到有飽足嘔吐感，卻無法感覺美妙的滋味。

再論審美感受，趣味是兒童劇的基本導向，兒童劇固然不宜正經八百的嚴肅說教，卻也不能將趣味無限放縱到毫無尺度，例如《心所愛的人》當中的阿嬤，面對自己養的公雞「雞雞」，總是又踢又摔，直接表現暴力卻當作無傷大雅的趣味，創作意識的偏頗可議；又如熊讚表演棒球比賽，每次揮棒都故意揮打到身後的裁判，以致裁判激動搶過球棒狂打熊讚，這種施虐動作亦是綜藝節目常見的手法，雖然那只是海綿軟棒，可是暴虐誇張的痛擊動作，有何愛與關懷可言?

康德曾論審美的趣味是「無利害的愉悅」，可是當無利害變成引發不舒服、不愉悅的感受時，代表作品已然逾越反教育的尺度時，必然要對此作出修正了。然後再回到三段故事的形式來看，《賣芭樂》這一段採用微電影播放，問題是這一段為何選用微電影表現？況且這段影像結構與敘事還算平實質樸，與另外兩段故事瀰漫嬉鬧歡樂的氣質完全不搭，欠缺整體有機統合。

不過，這齣戲也非完全一無可取。在某些語言上的諧音雙關，確實是幽默的展現，比方《小火龍與糊塗小魔女》中守護許願池的狐神，他站立的基座寫著「本日小姐」——「小姐」原來是台語「休假」的諧擬，這需要一點想像推理，卻也是語言可以營造的延異擴想。狐神於此解釋自己正休假，無法幫助小火龍和小魔女的願望，還同時政治性的諷刺「一例一休」政策的變動，當然這不是兒童關注的現實議題，可是創作者的嘲諷倒是宣洩完成了。可惜僅靠這一點點語言上的幽默，是無助於將這齣戲的內涵補充壯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