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働故事劇團
時間:2018/11/30 19:30
地點:華山烏梅劇院

文   汪俊彥(2018年度駐站評論人)

働故事劇團推出改編自美國劇作家Kenny Finkle原著劇本《Indoor/Outdoor》的第四號作品《我和我的貓奴》。該作於2004年首演於康乃爾大學所在地綺色佳(Ithaca)之機庫劇院(Hangar Theatre),後於紐約外百老匯(Off-Broadway),及各地上演。至今為止已有世界各地超過50次的製作,並於2007年入選為Smith and Krauss所發行之《新銳劇作家》2007年最佳劇作。這個作品曾經在2015年臺北藝穗節以J.I.D劇團為名推出,當時由這次的製作人林韡承擔任導演,而今年重新製作則找來蕭慧文(艾瑪)導演。我去年曾經在思劇場看過由褶子劇團製作、蕭慧文單人完成編、導、演之《閣樓上的安妮》,對她的表現留下深刻印象。翻開當時的觀後筆記,我這樣寫著:擔任編導與獨角演出的蕭慧文相當成功地呈現了一齣既不過度耽溺、又提示戰爭的殘酷與種族成為標靶的歷史(或當下)。她透過靈活進出敘事者與角色之間,以及主角安妮與其他人物的扮演,蕭慧文的口條與聲調都能適切地抓住劇情軸心與節奏。另外在對於空間的處理與掌握上,此場演出非但不受限於思劇場的場地,反而運用思劇場的封閉式閣樓設計,與不規則畸零空間,創造出封閉空間中的開放世界。

這次《我和我的貓奴》同樣保留了蕭慧文對於空間的敏銳度。就舞台設計而言,立於舞台區四角的簡單木結構,架構了一個極簡的空間,同時大多時候既是貓奴阿仁的中產居家環境,又好似象徵了一個巨大的貓籠;演出利用幾項簡單的物件、迅速的換場,將先天侷限與視線條件不良的烏梅劇院,反創造了某種時尚的輕盈。在場面調度以及服裝設計上,相當成功地以演員的裝扮、身體及模擬的姿勢,舉重若輕地處理了角色與環境的關係。相較於《閣樓上的安妮》對於二戰時期猶太人與納粹的緊張關係,《我和我的貓奴》的議題,在表面上看來則輕巧許多。故事大致講述了一隻出生後則被送到動物之家等待的貓,在面臨生死存亡的12天內,覓得了真愛阿仁的收養。而後在與阿仁生活的過程中,經歷了一些互動上的挫折時,又遇見了另一真愛國榮,這次這位真愛是隻流浪貓。(顯見真愛是複數)國榮許了曼曼一個外面世界的美好:沙灘、大海、日出、微風、樹葉,曼曼決定跟著國榮離家。在短暫經歷了與國榮共同居無定所的美好,曼曼以為兩人終究要定下來,找到屬於他們倆自己的家;但國榮拒絕了,而獨自前往北海道繼續追夢,在平和分手與相互祝福之後,曼曼成了真正的流浪貓,在城市與城市中想辦法生存。直到最後曼曼回到阿仁的家,重新得到阿仁的接納,安詳地終老。

單就角色與角色的敘事關係來看,作品似乎處理的是曼曼在兩位男主角阿仁與國榮的情感關係,理論上雖看似同時觸及了貓與人、貓與貓的不同物種互動,但編劇巧妙地透過(自己也一堆問題的)寵物溝通/諮商師的角色,扮演了翻譯橋樑,跨越了「理當不同」的任何先天差異,而直探以相處與經驗為基礎的認識與認同。「愛最大」眼看成了劇本毫無疑問的主題,但我也發現無論是劇本或是働故事劇團的詮釋,還帶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當代觀點。

曼曼出生在一個臺灣一個分不清人造纖維與精梳棉差別的中產階級家庭,這個家庭用他們每天晚上準時收到看「世間情」的方式教養了曼曼的母親,放生了她其他的孩子。曼曼自出生後的恐懼,就來自怎樣可以扮演一隻溫良恭儉讓的貓,以至於可以得到收養人的青睞。在遇見阿仁之前,導演以強化的角色口音,安排了客家婆與外省伯伯試圖收養曼曼的過程,相較于阿仁以一口標準國語的現身,明顯地暗示了「合適」的定義。但這裡太過明顯的族群符號,卻很容易掩蓋了我認為劇本更為核心的中產性。阿仁所代表的當代中產想像:網路freelancer、極簡的房間品味、說話與穿著打扮,在在都顯示什麼是更適合曼曼的家。這一點又對照了流浪貓國榮出現時的狀態。國榮身為一隻流浪貓,絲毫沒有臺灣社會現實對街貓的殘酷,反而打扮時髦,皮衣、造型破褲,再加上精實的身材, 與我們其實不陌生的,見人就閃、大多驚恐而卑微地在城市角落討一口食物與一點乾淨的水而不可得的瘦弱臺灣街貓大相徑庭。國榮也是劇作家對於當代世界新自由主體下的中產打造;他自由不受拘束、社會現實沒有造成他任何生命危險、有夢想、有行動力,整個世界都屬於他的,就連愛情也能在要的時候完全表達、在分手時完全掌握。這雖然作為愛情喜劇的設定,但編劇其實並不天真,這個當代社會其實從來沒有提供如此美好的實情,老老實實尋找一個可以寄託的中產家庭,或是更有品味、更富有的人世,才是硬道理。再次遇見已經換了一家宿主的曼曼媽媽,出場時滿手名牌購物袋,與落魄街頭的曼曼,在相比對照之下,幾乎暗示了國榮作為幻想新自由主義下的美好獨立主體之不存在。那個曼曼媽媽逃出莫名其妙失火的前宿主家,再對照國榮旅行至喜馬拉雅山帶下的一罐土,都在在透露出編劇如何以隱喻透露了當代表面上美好的自由與愛,其實充滿了諷刺的危險。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劇本的核心反而未必是愛,也不盡然是溝通如何成就了愛;或者說,即是看似普世的愛最大,也由具體的歷史與物質織成。當代對於成就愛的關係與想像,除了建立在言必稱的溝通之外,其實從來就沒有與階級與社會現實脫鉤。我們一方面可以將曼曼重新回到阿仁家解讀成曼曼明白了愛與包容的價值,但在輕描淡寫帶過、而實則在外飽經風霜的曼曼(想想多數無處棲身,大多平均僅有兩年壽命的臺灣街貓),又何嘗不能說,曼曼只要想在這個時代活下來,其實需要一個家,最好是像曼曼媽媽後來一樣的家,不然也要是阿仁的家。因為不是愛成就了家,而是在這個現實對於新世代更加殘酷惡劣的社會,卻美其名更加自由、更加包容的世界,劇作家似乎在說:只有先有家才能談愛。

這是個極好的劇本,而作為剛成立不久的働故事劇團,有意識地交出了不俗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