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齣逼迫（或該說，自然驅使）觀眾必須選擇認同和立場的演出；如果看過戲的觀眾，會為戲裡發生的一切感覺困惑和憤怒的話。這也是一齣激發演員與創作群突破界限──特別是對教育劇場製作而言──的高難度文本；它既不能瀟灑地被歸類於像美國導演亞瑟．潘的那部電影《我倆沒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也難屬奧立佛．史東的《閃靈殺手》（Natural Born Killer）的同流。這齣戲不在凸顯壞人的能力與技巧，也不是著力描繪一個特例；整齣戲，沒有一個好人。

法國導演法蘭克．迪麥可（Franck Dimech）以學院製作的條件，大膽挑戰德國新電影導演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1945 ～1982） 於一九六九年所作舞台劇劇本《Preparadise Sorry Now》。潔淨中性的舞台空間，猶如一座實驗室；而兩支大型自動機械燈具，和不落痕跡的燈光設計，卻把這座實驗室化成了一座冷冽的囚室。全劇21名學生演員，以其個人特質，被適切地分配單一或多重的角色，共造一幅「醜」的大千視覺；在無法從劇本線索具體角色形跡的條件下，服裝設計賦予了每位演員能量與象徵的想像。

這應該是一個前衛性的實驗作品，卻有成熟的製作水準，足以作為國內小劇場製作條件的借鏡。

法斯賓達的原作是由六○年代英國曼徹斯特郊區的一個真實殺人案件為主軸，由說書人陳述6段敘事，交代兇手布雷迪與希德麗的背景。另有一組以H、K、L、M等代碼為角色的15場對話，穿插了各種社會角落的對峙情境（多半是暴力、性交或攻擊性的片段）。除了說書人口述的外國人名，演員還使用了法語、英語、泰語、客語、台語和粵語；空間之內，有現場演奏的巴哈、國語老歌、民謠和菲利普．葛拉斯的音樂，而空間之外，又有耳熟的誦經團誦唸和旋律，搭稱出一個異質元素紛呈豐滿的聽覺空間，為導演的文化轉譯，提供了緩衝和漸進的彈性。

事實上，導演完全捨棄了寫實表演的動機邏輯。片斷的對峙場景，即使有著不合常理的衝突與性愛，但都能發現那則案件（兇手、幫兇與受害者）的原型關係；這種關係複製，若以一系列的動作圖譜來看，可能更明顯。可惜的是，演員內在的能量和情感未經世故的焠鍊，而無法展現層次，這嚴重影響了台詞文字的傳達和投射，甚至部份片段的節奏和呼吸；當然，舞台畫面的多焦，也讓觀眾的視線疲於追逐舞台上發生的事件（或者，樂在其中），無法順利消化文本。不過，導演手法（調度安排）的自在、自信和自然，平實地讓人詫異，也因此，在上舞台區進行的那場「餐宴」，在杯盤交錯的平淡中，我們眼睜睜地看見被害人（兒童）被捆綁或被懸吊，著實叫人毛骨悚然。

對比作者法斯賓達的生平與作風，我們不難發現這劇作文字裸陳的真實和人性的殘暴。法斯賓達終其短暫的一生，都與這頭殘暴的野獸共存，這讓人無法質疑（也哀嘆）其人其作的誠實。假使，你讀了一則慘絕人寰或違反人倫的社會新聞（甚至政治新聞）之後，你會怎麼做？若是除了咒罵哀嘆之外，我們再也記不起自己採取什麼行動，那麼就莫怪法斯賓達描繪的人間，如此囂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