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在其小說《無知》當中，描寫伊萊娜因為俄共入侵，自捷克流亡到巴黎，白天裡她想念故土布拉格的風景，在夜裡卻與其他流亡者做著同一個「回到共產國家」的惡夢，當共產主義在歐洲瓦解，伊萊娜再度回到祖國，她發現布拉格的故友對她二十年的巴黎生活毫無興趣，原來所謂鄉愁就是「無知」，她的離去使她對故鄉「一無所知」，而故鄉亦對她的流亡生活「無從知起」，她必須將自己的過去完全抹去才能繼續在故鄉生活，伊萊娜陷入一種既非捷克人、亦非法國人的現實。米氏談的是有關回憶的故事，然而這麼多在人間真實發生的離開與重返，或為戰亂或為求學，當事人往往在語言、文化以至於回憶的差異下，形成多重的外國人、局外人，這或許是賴翠霜的《異鄉人》欲要表達的，人在不斷「移動」間形成隨處是家，卻無地可容的狀態。

舞作未開始前，空蕩而黑暗的舞台未劃出任何空間，可見的僅有一台腳踏車置放在上舞台處，揭示著人類無以選擇的漂泊從成為獨立個體即開始。就如同畢娜・鮑許（Pina Bausch）式的舞蹈劇場一樣，《異鄉人》少有抽象而難解深意的舞碼，而著重於舞者間的組合互動，表達人與他人的拉扯及距離，觀眾不必賣力解讀，即能夠直接從舞者動作與表情裡的情緒，感受編舞家的企圖。例如開場後，小提琴聲先進來了，舞台上打亮四個光圈，四個舞者在光的範圍裡先是晃動，後各自以樂觀卻無目標的舞動，吉他與長笛的加入，重複的小節形成了頗有後搖滾味道的背景音樂，然後光圈開始失去秩序的消失，又再另一邊出現，舞者開始跑動、尋找、並佔領著光，哪裡有光哪裡便是家，臉上表情卻又顯出無助與徬徨，在家與不在家都讓人失措。

舞者除了以各種快慢錯落的步行、跑動貫穿全舞，及行李箱的不斷出現製造「旅行」的意象外，整支舞大致可分為三種主要的表現形式，一是以單一舞者搭配另一舞者或舞群，演繹著各種情境下「人」作為社群動物，即欲與他人或主流社會連結卻不可得的不安，如男舞者兼吉他手（趙自在）試著進入群體，卻被包圍其中獨立出來，無法融入的他逃向角落如死亡般倒下，舞群卻在他的四周以帶著節奏式的戲謔拍手，當他再度甦醒時，其他人卻若無站開，最後以一名女舞者站立他身上作結。探究完人與他人的關係後，舞作往人的孤立性繼續提問，來到個人作為獨立個體時終要面對自我時的不真實／不踏實感，例如在民俗喧鬧聲中，女舞者兼長笛手（吳亭儀）穿著日本服飾出場，以長笛吹奏著編入〈安平追想曲〉旋律的日本音階曲子，化身為集多種文化於一身的矛盾體，在她服飾之下又有一名男舞者（陳佳宏）背負著他並以手托住她的腳、看似臣服於她身下，實際上是支配著她的行動，兩人的舞台卻只見她獨自如走又似飄移的存在，最後男舞者終於從服飾下現身面對著她，人的內在與行為的表像終於同時存在卻無法合一，男舞者又回到背負她的位置，看不出誰究竟勝出。最後舞群一同在舞台時，亦多是各自於不同軌跡滾轉，或在舞台空間上互相避開，即便是跳著同一動作的雙人舞，仍少有碰觸，縱使碰觸了也是累贅，如同被另一名舞者拉住而呈現逃離姿態的女舞者小提琴手（林禹彤），彷彿說明了人與人間無論如何交會、模仿，最終不免得面對疏離而荒涼的自我。

多次錯置與失語的安排使整支舞在表明人的孤寂上，更接近「異鄉」的命題，是舞作中最具情緒渲染力的段落，也是對觀眾自身經驗反照的實驗，如明明是小提琴手在台上作出激昂拉琴動作，發出的卻是吉他的聲響，又如女舞者（陳盈琪）在台上如陷入歇斯底里般反覆著說著Eins、Zwei、Drei、Ich bin⋯⋯等不成句子的碎語，又搭配上小提琴聲錯亂的嘈嘈切切，這些荒謬的場景讓部分在場觀眾發出笑聲，我能說這確實引人發笑，但若思考其中，語言作為人類存在的一種根據，從無法暢所欲言（樂聲的錯置），甚至到最後失去存在的立足點（說著一二三的嬰兒學語狀態），失去語言便失去真實自我與身分，這毋寧說是最痛楚的荒謬，觀眾的笑與不笑都有其自身的根據與脈絡，亦能對其他觀眾產生情緒的推波助瀾，理智上笑總是沒有錯的，但於我個人情感上，觀眾席上的笑聲幾乎令我無法忍受，那如同冷眼旁觀他人之痛苦。

樂手在舞作中現身（獻身）已不算新的創舉，然而就會後座談會其中一名觀眾迴響，他從未見過樂手能跳得如此好，依編舞家所言，這來自於長達數月密集的身體訓練。本作在音樂上的突破之作亦在於此，在打破舞者與樂手的界線同時，又重置了舞蹈與音樂主從的關係，雖《異鄉人》大多時候舞者的行為仍然與是與音樂對拍的，由樂手演奏的旋律與節拍引導著舞者的動作與對位，但在部分段落，反而是由舞蹈牽動著音樂當下的產生，這很明顯的表現在上述長笛手被背負出場的段落，當樂手的呼吸與動作受限於他人時，對於演奏當下的掌握就不再準確，舞蹈動作帶來的不確定性，使樂聲本身就如同自由的舞蹈般在場，音樂不再引領甚至作為伴舞，帶有即興及些許的差錯，反而使整場的音樂充滿意外的流動感。幾名樂手在演奏與舞蹈之間轉換的安排，他們時在台上僅是旁觀，時又身入其中被他人影響，無不呼應著《異鄉人》中「旅」以及不斷聚散的意象。

舞作的成功最終仍是需要舞者身體的發揮，《異鄉人》的難除了考驗樂手對於舞蹈的領悟力，身體與氣息在兩種藝術種類表現間的轉換，對於專業舞者的要求仍是重點，畢竟六十分鐘內要表達的如此多，在看似人人都能行的動作間，如何精準又流暢的控制身體順應著敘事的節奏快慢，以至能夠清楚表達情緒與故事是有挑戰性的。更有趣的是，舞者與樂手的搭配，在這裡不僅是專業舞者遇到另一名專業舞者的狀態，訓練有素的身體對另一具僅受過數月訓練的身體如何達成負重、對話、平衡，將碰撞出如何的畫面，都是具有實驗精神的。在最終的呈現上，整齣舞作中沒有表演者讓人看出身體上的破綻，沒有突兀的失誤，實驗的結果是成功的。

無疑的，《異鄉人》是部完整的作品，在各種人性上的展現與深探，似乎沒有放過任何切入點，然而當我們想起與舞作似乎不大有關係的那本《異鄉人》、編舞家借用了卡謬提起了如此多的疑問與生而為人的困頓，那麼有出口嗎？卡謬沒有答案。將近結尾時，我看見男舞者騎著單車載著女舞者環繞，舞者手上的手電筒光直接刺進觀眾眼裡忽明忽暗，我以為舞作終止在這裡是好的，編舞家就要將這個疑問交給我們了。然而最終的結尾，是樂觀的樂聲再度響起，舞者又再度回到如開始時的位置獨舞，結尾與開頭似乎正互相呼應而形成無盡的循環，難道，這意味著我們終以旅行結束另一個旅行嗎？終究得面臨總是在異鄉的孤寂嗎，編舞家似乎給出了一個看似樂觀卻十分悲涼的答案。

究竟何處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