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提問與系譜《范天寒與他的弟兄們》

張宗坤 (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執行秘書)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差事劇團提供/攝影林筱倩)
戲劇
2020-10-15
演出
差事劇團
時間
2020/09/26 19:30
地點
水源劇場

1952年,徐慶蘭死於馬場町、安息於六張犁;1993年,曾梅蘭在竹林蔓草間,尋得胞兄的屍骨。1963年,范天寒獲釋但身陷封閉的戒嚴社會;1988年,《人間》復原了這段客家人反抗的歷史。1976年,羅美文組織了亞東化纖工會;1989年,他與夥伴徐正焜、曾國煤因投身罷工而遭解職。

2018年,差事劇團以《范天寒與他的弟兄們》(以下簡稱《范》劇)發言:「你是客家人嗎?你會說客家話嗎?你認識范天寒嗎?」2020年,稍有變動但仍連貫的主題是:這連串的年代間,可有任何隱密而難解的構連?於劇場劃定的奇異時空中,同樣被或明或暗地「壓殺」的行動者們,是否有相互認識與連結的可能?

沈重的步伐摩擦聲中,歷史開始回放。演員以受難者之姿在鏡頭前受訪,客語口音的普通話娓娓陳述牢獄內的非人待遇,其他演員紛紛從訪談的旁觀者站離椅子,演出監牢內受難者間的對視而哭與彼此扶持。獄中練習被槍決的殘酷玩笑不意間竟成真,革命的熱血澆灌了濕冷幽暗的河岸,革命的幽靈只得徘徊在思想蒼白的社會。

究竟白色恐怖的歷史該被如何紀錄與記憶?差事劇團以《范》劇試著提出一種可能回答。這個回答試圖關照受社會性質所規定的、戰後以來台灣客家族群所面臨的諸種扭曲;試圖描繪為撥正歷史扭曲而來的、源自於田邊山間早已斑駁漫漶的反抗紀事;試圖以反覆交錯的詰問,為重層歷史場景中的不同行動者們搭建理解的橋樑。

 

以提問交錯時空

1988年,捲入「還我母語運動」的官鴻志、鍾喬與藍博洲等《人間》同仁履足客庄,在客運與工運的高峰,探索客家人光榮的鬥爭史。對《人間》同仁而言,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客家青年參與戰前農組與戰後台共的活動,和客家農村自開發以來的長期貧困有關,貧困使得階級解放運動激進而徹底地展開。以《人間》「客家專輯」為底本的《范》劇,在時間的向度上考慮了台灣社會性質的連續性變化,以此把握不同時期的人民左翼運動,從而照現民眾運動間幽微曲折的內在連結。

1949年三月二十六日,在計梅真、錢靜芝的指導,以及周淑貞和劉建修等人的組織、奔走之下,台灣省郵電管理局員工們為了爭取本外省籍同工同酬的「歸班」,終於走上街頭。現身《范》劇的許金玉,也是行列中堅定的一員(儘管,我記憶中的許前輩似乎遠比劇中來得更堅定、更穩重)。然而,白色恐怖同樣籠罩著光復後的工人階級。隨著計、錢被捕,許金玉也被捕入獄,她曾在獄中向計梅真老師問道,「如何做一個好共產黨員?」計老師對此卻僅餘愧疚的無言。

許金玉的身影不止和其他客家庄的受難者重疊,同時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工會幹部的她,引出本劇的另個構成基底──解嚴後第一波自主工運的高潮:遠化罷工。1989年五月,作為「台灣工運火車頭」的遠東紡織新埔化纖總廠產業工會,會員徐正焜因不接受調職而遭解職,重要幹部羅美文、曾國煤也跟著遭到去職處分。衝擊上海幫紡織大亨徐有庠的抗爭,翻騰了以粄條和柿餅聞名的客家小鎮,卻在「官資聯合體」的打壓下,於綿綿細雨裡以復工告終。

《范》劇的嘗試,讓白色恐怖與自主工運間未曾言明的承繼關係現形。又例如,當演員來回推動椅子、口出聲響模仿機械運轉,我想起了與許金玉同案的前輩劉建修的書寫。劉前輩曾在國語補習班同學會的機關刊物《野草》寫下電報工人工作的場景:在電報房門口便能聽到的那「呼々」「地々」「打々」「轟々」「隆々」的噪音,「〔……〕是我們的伴侶,是社會民眾的聲音,是中華民國的血管在通血的聲音。」廠房機器的聲響,同樣也是穿越了五○到九○年代間,包含女工、工會幹部在內的台灣基層民眾的集體記憶。

這份承繼也不只是勞動經驗的連結。好比遠化工會,這個工會不只是解嚴前後引領自主工運的火車頭,口述訪談也證實其是源於白色年代的紅色遺產。1975年四月,羅美文因車禍住院,同一病房青年病人的父親,就任職於五○年代新竹白色恐怖傷亡最劇的場景之一──竹東水泥。羅美文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回憶道:「我們聊起以前台泥竹東廠的情況,還有工會。白色恐怖以後,整個工廠陷入恐怖中,有七個人被槍斃,大量的人被約談或被感訓。工會被瓦解了,工人就逆來順受、逆來順受,一切都是資方說了算,再怎麼樣也沒有人敢講話。」是這段經驗,讓羅美文走上了抗爭之路。換言之,《范》劇試圖重述的那段史實,在歷史上確實觸動了工人,創造了行動的條件與動機。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差事劇團提供/攝影林筱倩)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差事劇團提供/攝影林筱倩)

在劇場中,白色恐怖前夕與解嚴後不久的客家/工人反抗行動宛如同一事件。1987至1989年間伴隨解嚴帶來的社會力解放,恰如1945至1949年間追求理想、仰望祖國的革命氛圍,在當年的工人、婦女、青年、客家、農民運動中,行動者多半相互熟識,訴求也多半相互交融──五月二十日,雲林農民北上抗議開放農產品進口的政策,引發國家機器強力鎮壓;八月一日,苗栗客運員工要求資方給付法定加班費,發動解嚴後第一次的大規模罷工;十月二十二日,新光紡織士林廠的女工為反對資方關廠賣地,開創以歌舞為武器的工人抗爭文化;十月二十五日,遠東化纖工會藉客家「平安戲」之日集體休假,順利爭得年終獎金權益;十二月二十八日,還我母語運動終於在街頭上颳起客家風雲……。

遠化罷工既是1989年的社運高峰,其挫敗卻也帶來了工運長年的積弱不振。五月二十五日,羅美文孤身站在遠化門口,眼見工廠同事魚貫而入,只能不斷呼喊,希望工人不要踐踏自己的尊嚴。《范》劇中,演員們先是席地而坐成一排,高呼復工那天羅美文所高呼的口號,不久又一一散去,與高呼口號者保持著旁觀的距離。聲響從壯盛到稀微,口號也漸漸轉為啼泣。朦朧淚眼裡,工廠的解嚴從未到來,戒嚴與鎮壓的記憶似乎也模糊成了同一團。

 

系譜的壞毀與新生

層層磊疊的歷史中,《范》劇裡遊蕩著的幽靈反覆發出看似無理的提問:「你是客家人嗎?你會講客家話嗎?你認識范天寒嗎?」同樣因白茫茫的逮捕而逃亡、而入獄、而消逝的生命,在任何歷史的時空裡,可有任何發問的機會?在七○年代萌芽、八○年代初具規模的左翼隊伍中,他們真的毫無角色嗎?范天寒可有機會向許金玉發問:「你是客家人嗎?」可有機會向羅美文發問:「你會講客家話嗎?」以提問引魂,原本「沒有台詞」的幽靈,對著每一段歷史、每一個角色發聲。《范》劇不只希望我們不遺忘,更不只是說著「我要回到……」,卻僅是通過(卻不駐足)或覆述(卻不理解)那一段歷史。鬥爭所指向的變革時刻,在每個轉瞬都可能循著共同經驗和集體記憶的門洞,重返當下。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差事劇團提供/攝影林筱倩)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差事劇團提供/攝影林筱倩)

《范》劇不只要讓兩代人握手,更意在構造新的社運歷史敘事。但2018年版中撐起此一企圖的第二幕,卻也讓《范》劇2020年版的「轉身」充滿爭議。據朋友說,前一版本的《范》第二幕曾由年輕演員講述了大量關於2013年華光抗爭的故事;如今的《范》卻是讓同一位演員接近自嘲地背棄了那個華光時的自己,在老政治犯以大開大闔的認識格局縱論工業資本主義的世界局勢時,年輕演員不斷地打斷他的陳述:「這你上次就講過了」、「找了這麼久的范天寒,怎麼還找不到呢」、「你接下來是不是要講太陽升起的那一段了」……。

抽象地評價,2018年版的《范》原先意圖以1952年白色恐怖和1989年遠化罷工形成足以納入或解釋2013年華光抗爭的閱讀框架,以反抗的敘事打通環節,藉情感、經驗和回憶等同三場反抗行動,進而證明歷史的當代價值。「1952年白色恐怖─1989年遠化罷工─2013年華光抗爭」形成了某種社運系譜,在長期被選舉、統獨等政治優先論所收編和統攝的解嚴後社運中,嘗試組織能以論述和實力相抗衡的左翼文藝和鬥爭隊伍。

2020年版的《范》卻透過年輕演員對社運高峰回憶的反思甚至嘲弄,猛然砸裂了2018年迄今尚在正在建設中的社運系譜。這樣的呈現不禁讓人擔憂:跨代行動者間越來越深的嫌隙,已是不容忽視的現實。劇場難道只是現實歧見的改編嗎?社運青年對老幹部和舊歷史缺少理解的動力,善意者將左翼縮窄為理想主義,惡毒者甚至僅存對「左膠」、「左統」的輕佻與耍弄;另一方面,老幹部慣以年齡或資歷而來的知識權威立場發言,年輕人卻難以由此吸收政治判斷或組織工作等運動知識,前者只能痛心疾首地將無心聆聽的後者解作「歷史虛無的一代」。

不過,比起評價社運青年或老幹部間孰對孰錯,或者站在一方立場展開控訴與辯護,我看見的是:這兩個版本間的落差,開啟了翻新社運系譜的可能。或許可以說:2020版的《范》劇沒有重述「白恐─遠化─華光」的等式,而是讓年輕演員省思了自身經歷的社運高峰之後,放下了華光;在「白恐─遠化─」之後的事件空位,也跟著重新向其他現正發生的抗爭、訴求與行動開放。《范》劇形同來自社運系譜的邀請,我們該如何闡釋和宣揚蒙塵的歷史,讓歷史成為此刻行動的思想和政治資源?與其指控新一代的社運青年對歷史充滿虛無感,不如轉念:時局不穩,在社運系譜的迴路截斷、事件缺位、連結開放之後,潛身於觀眾間的行動者、紀錄者與評論者,是否還能多做些什麼呢?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差事劇團提供/攝影林筱倩)
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差事劇團提供/攝影林筱倩)

 

鎮魂秘術的除魅

黑暗的終章裡,溫柔的歌聲結束,單薄的日光燈點起。情節、道具、空間、意象、聲響、人物被一點一點地唱名、指認、撤去、排除,掉落到劇場外無名的闃暗,獨留那張自開場以來就空缺著的椅子。那是范天寒嗎?是梁雲漢嗎?是許金玉嗎?是徐慶蘭嗎?演員圍繞空席而坐,或輕撫、或告白,我們才曉得原來他們始終在場。在紛然崩解的劇場中,我們向他們告別。

當白色恐怖越被重視,國家越是傾盡全力挹注資源支持轉型正義時,標榜「鎮魂」的實踐也越來越豐富多元(也許我們也該時時自問:迄今來看,這國家到底有多大的改變呢?),向著論說、文化、旅遊乃至於商品等領域蔓生。對於立志於改造社會的社運青年與行動者們(或許也是對於台下這麼多年輕的面孔而言),《范》劇所開放的歷史可能性不止在啟發了神秘化或商品化的創作,而是創造了三代人之間相互諒解、攜手並進的場域。

我想起1988年《人間》同仁引介梁雲漢與羅美文在罷工現場相識的故事。親身到了新埔,聽了羅美文的罷工演講後,梁雲漢情不自禁地向鍾喬握手,說道:「鍾先生,我們是同路人」。那握手間,蘊藏著跨越萬般艱難、推動歷史巨輪的龐大力量,幾近永恆。自落幕的劇場這端回首那一刻,我才明白鎮魂的真實意涵:那遠不止是血緣、地域或族群的連結,也並非藏諸名山、僅供研究的不宣之秘,直到投身於鍛冶社會變革的行動,直到在社會上形成並持續存在對應的政治和思想力量,直到讓舞台上的空席由另一雙手接過、安放、入座以前,鎮魂的行動都尚未終結,《范》劇中的提問仍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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