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怎麼和孩子談白色恐怖?《愛唱歌的小熊》

簡韋樵 (專案評論人)

戲劇
2020-12-18
演出
夾腳拖劇團
時間
2020/11/27 19:30
地點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舞蹈排練室

縱然在促進轉型正義工程實施以來,以戲劇處理白色恐怖的作品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劇場卻難得以兒童主體角度窺探這段難以言說的歷史、關懷被侵犯的人權、培育反省與思考的公民素養。《愛唱歌的小熊》從蔡焜霖先生的受難經驗,編作繪本,並改編為同名親子劇。夾腳拖劇團核心創作者吳易蓁從來不避諱地在自己作品中傳達生命難以承受的沉重,如同改編另一位老同學(政治受難者)陳欽生的故事《說好不要哭》及以民主追求歷程為題材的親子劇場《慢慢》等。《愛唱歌的小熊》也嘗試理解在橫暴政權下,正視人的死亡、失去、慘澹、絕望,不敷衍地注入戲劇的教育價值。

本劇劇情看似簡單,哪怕所有角色道出的不是人話,亦不依賴文字敘事,而將動物賦予寫實人性思維,觀眾依舊能對角色感同身受,對故事瞭然於心。主人翁小熊Lala(譚天飾)因為在採集蜂蜜期間唱了(禁)歌。這裡所指的歌,則是人物唱一句歌詞來表現,用「重複」的策略使我們熟悉這段節奏,讓人朗朗上口,齊聲合唱中加強了觀演互動。原本一片祥和的景象,之後卻遭到兔子形象的執法者且類似過往威權時代「小警總」(錢君銜飾)介入,對所有人發起噤聲牌並逮捕Lala入獄。

正在服刑之際,Lala又被遣送至遠方離島監牢。管理階層透過懲罰(節拍的掌控)進行思想馴化,也禁錮其行動,使其被迫和Jowe(何安妘飾)等親友及安樂的生活辭別。到惡劣的獄中環境,以光影藝術呈現裡頭的幽暗、擁擠,獄友(多種動物)們影像的抖動,像在不斷打哆嗦,彷彿懼怕著被頭頂上那隻手(影)「欽點」,立馬被帶到刑場執行槍決。

Lala與觀眾一同處於旁觀角度,看著同伴一一被刑求,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犯了何等錯誤就這樣遭到死刑對待。然而在白天的戶外勞役活動場景,Lala也目擊了 于島上認識的難友猴子Dodo(陳佳豪飾)難以承受管制,桀敖不馴的獸性對著執法者顯露瞋怒,破壞上頭定下的「節奏」,越軌的行為混亂了秩序而被送去槍斃。此段隱隱回應著蔡焜霖曾經說過:「那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反而活不下去的時代。」【1】再次地,Lala終究在這孤寂與恐懼中煎熬著。這段難受的歷程,是極其殘酷的內在旅行。存活者並沒有比較幸運,就算回家了,卻還要面臨著家人的早已離去之痛。

愛唱歌的小熊(夾腳拖劇團提供/攝影陳又瑄)

《愛唱歌的小熊》以「動物擬人化」使角色以半人半獸形象粉墨登場,顯見吳易蓁欲利用動物的野性隱喻著人性自由的解放。演員多半以偶戲形式來操作「自己」被收奪人性的偶,人與偶的轉移中切身體會一股無力感,在明與暗的威脅下進行無意識地屈從。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Dodo正在暴動時,兔子的槍口對著並不是偶,而是操偶的演員,可見當權者要殺的是人的思想、是意志,就算不表現在身體上被刑求的場景,也是極為殘忍。從上述的偶戲、光影手法、多媒材的寫意運用和兔子帶著紅蘿蔔化為槍枝的轉化,除了增添演繹上的趣味,並有意盡力地淡化嚴酷刑罰下的血腥暴力,強化了主人翁要面對生離死別的哀戚,尤其Lala出獄後搭著船,在海上漂流回鄉的那一刻,靜謐與緩慢的氛圍中烘托格外孤寂的處境。

同時,我也憶起蔡焜霖曾經闡述著面對自身難友蔡炳紅被槍決後,他的心情「真的有如被刀割一般的痛苦,不僅感嘆年輕生命就這樣消失於人世間之外,更難過的是一位同甘共苦的摯友就這樣離我而去。」【2】出獄後,他也滿懷疑惑,不停的追問「誰殺死我的朋友?」,那樣的痛楚及憤怒是難以輕易被安頓。

《唱歌的小熊》在戲劇中除了使用多種創造性媒介,演員們更以幽默形式來談悲傷。在簡潔的場景下,各項戲劇上的安排皆發揮其功用,包括小丑身體、氣球藝術、口技模仿、偶戲操作等,帶領著觀眾進入多樣情境當中。作品時時發現觀眾、聽於觀眾、感受觀眾,甚至與觀眾建立關係,分享台上所發生事件及情緒,是以,觀眾成為時代的參與者,令我們與其感同身受。在談嚴肅的話題之前,滑稽幽默則是吸引孩童進入故事情境的引子。即便此劇作為小品,卻也為孩童開啟理解對人權議題、自身文化境遇的那扇門。

我們為什麼不能唱歌?我們為什麼不歌唱?我們為何要堅持歌唱?當然作為大人,我不滿足於最後過分的和諧、樂觀收尾,因為我們都知道要原諒過去很難,也可能是一種虛妄,在沒看到釐清悲傷、恢復人本尊嚴的過程下,是否太看輕受難後的精神痛苦?我不滿足於白色恐怖的加害者與被害者永遠刻板地只呈現一種面孔,「獄中之外」的受難者家屬又是什麼心情?我不滿足於去脈絡化、片面化地談論龐雜的歷史,只看受難的悲慘,就算這樣的呈現能夠容易地獲得迴響,卻難逃被質疑有化約、媚俗之嫌。就算作為親子劇,也不應迴避或者簡化這段歷史下的種種樣態。

面對歷史,我們最終要問為何會用虛構來「重新在場」?劇場與歷史間又是什麼樣的關係?孩童,當然需要認知歷史的複雜性,以社會性創傷「繼承者」的身份深切為逝去者進行哀悼的責任。在他們還未有、淺薄或者混亂的歷史知識基礎下,若以藝術、虛構作為闡述場域,拉開現實距離,對年幼者要何以啟齒這段殘酷不堪?該從什麼角度關心著「轉型正義」?訴說的限度應畫在哪邊?他們需要知道多少?又能真實感受到什麼?皆是創作者需要衡量和不斷自我審視的必要步驟。從拒絕任何的填充式教化、缺乏歷史感的談論,到甚至能夠為孩童製造一個新的語境,不管是文學或者美學,應重新尋找一種語言詮釋,用這世界還尚未習慣模式下,向世界叩問,或者表態說不,在反其道而行中,召喚更多對歷史想像與認識的文本,顛覆慣有、常往的邏輯與公式。

註釋
1、引自林冠妙:〈良心犯的吶喊:有正義感的人活不下去的年代!〉,《民報》(2015/12/3)。網址:https://www.peoplenews.tw/news/11eb9e9d-fcbc-4187-9cee-d0db0f08de56?fbclid=IwAR1M5mq-I_B0lI0fVZrDhH_vXOhZQJ1i4hl5711JCRyGgsTXKQJ8cK8RC68。
2、引自蔡焜霖、薛化元、游淑如:《逆風行走的人生:蔡焜霖口述生命史》(台北:玉山社,2017),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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