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這部作品,會以為台灣正值解嚴前後,社會氛圍即使躁動,整體而言仍屬保守,故需有人振臂疾呼,言人不敢言。於是,憤怒嘶吼、呻吟囈語,陽具陰莖、子宮陰道,衝耳撲面而來。但我們已經脫離那個時代一陣子了,有關戲劇作品也佔據了過去三十年的道路,怎麼到現在這些詞彙還瀰漫空中呢?顯然,女性的困境並未真正解決。
一開始,演員讓部分觀眾參與「何謂標準女性」的競賽,好比「曾經被要求刮腋毛的請往前一步」或「曾經被毛手毛腳的請往前三步」,觀演雙方就這麼間隔排列,先後向前,我們也一步步進入作品的世界。在長形地下室中,觀演雙方一同往返於左、中、右三個空間,參與「選邊站」的遊戲:以若干名詞和形容詞是陰性還是陽性為問答選項,淘汰者只能黯然向隅。此外,講述女人從戀愛到婚姻的過程時,演員也主動邀請觀眾踏著輕柔的舞步,一方面製造戀愛氣氛,另一方面也諷刺婚姻走到盡頭,丈夫什麼事都不管不做的沙文暴力。
除了觀演互動外,演員們的獨白也是主調。她們的敘述伴隨身體表現,動態皆大:由輕至重,從柔弱到暴走;有時低語,有時吶喊;穩定時讓人忘了她們的存在,激烈時觀眾必須在分散於不同位置的多個演員之間,擇一二走動欣賞。獨白內容直指女性所受之壓迫、壓抑和壓力的最終爆發,從約會性侵到校園家庭師長各種把人逼瘋的「我是為妳好」都有。
劇組充分利用了空間、服裝(因應情節所需,演員至少穿脫了三套衣服)和聲光效果(左、中、右三個空間都有投影螢幕和播音喇叭),內容也觸及當代議題,顯示其高度社會意識,尤其是對性別問題的敏銳。儘管如此,綜觀全作,仍有些令人同樣也想吶喊一番的地方。
最明顯的,就是個別演員之間幾乎全無互動。這麼說也許不盡然,畢竟她們不說話時,也有許多身體接觸的橋段,而其獨白聲音也在特定段落錄製後交疊播放,帶出「虐人絮語」的效果。不過,這裡指的「互動」,只是戲劇最尋常的腳色關係;就此而言,觀眾是看不到的。
原因很簡單,《女人是水做的》把大量的精力花在與觀眾的關係上。因此,一個演員面對的不是另一個演員,而是觀眾。即便她們之間有互動,也多半是全體在某個動作下(包括拿著擴音器和麥克風),向觀眾訴說女性困境;或者,當一位演員向觀眾展示其受壓迫的身體時,其他演員或屈身或擺手地加以烘托。這裡不存在故事性,就算有,也只是個別演員以話語傾吐,而不是演員之間的共演,因此沒有腳色問題(當然,像演員穿上婚紗漫步、說話以示走入婚姻等,都可算是廣義的表演)。
由於缺乏故事性──這往往必須將腳色關係嵌入一個相對連貫的時間中──整部作品與其說是戲劇,不如說是一個節目和一場展覽,幕或場之間的內在連結不清晰。演員們通常各自待在一個位置,供我們選擇走動觀看。若非觀眾當下所處時空必然是連貫的,否則真該給我們一台遙控器、一份選單,以便跳著欣賞不同主題、段落和分散在不同位置的演員。晚近部分的「沉浸式劇場」即設法擬造類似效果。
回到劇組名稱,難道上述表現手法就是「後線性」嗎?我們知道,所謂的「後」,並不是全盤反對或拒絕,而是針對前一階段(在此,即線性)的不足,加以點明、批判和改善;畢竟若真覺得前一階段徹底沒救了,另立新名稱就好。在傳統戲劇敘事多少是線性的情況下,這部作品可說跨出了戲劇範疇。這麼做是好是壞沒有定論,但劇組名稱畢竟有「劇團」二字──也許他們自有野心翻轉「劇團」或「劇場」的定義。
花篇幅提出這些疑問,是因為一部作品的形式或表現手法會影響內容和文本的意義。前文提到《女人是水做的》像一場「展覽」,這是就藝術形式而言。如果回到日常生活的經驗,我必須坦白同時也很父權和資本主義地說,這樣一部去除線性和戲劇敘事的作品,在演員分散各處,觀眾因而必須「遊走」(劇團名稱的另一元素)以便觀看的情況下,令人想到百貨公司剔透可人的櫃姐們──她們也分散不同櫃位,身處逛街血拚的消費者之中,付出符合男女美好想像和儀態標準的「身體─情緒勞動」,而這理應是此作要批判的。
這種非線性的形式(是的,我認為不只是「後」了),由於把傳統戲劇「生產」腳色和故事的(手)工業性質,轉換成「滿足」觀眾官能體驗的服務業性質,最終犧牲乃至顛倒了內容上原本難能可貴的性別批判。即便場上演員們用力表現女性的困境和不滿,但正因上述形式,演員代表的當代女性已淪為彼此孤立的個體:缺乏互動,無法團結,兀自徬徨與崩潰,無法創造出一個合作共抗暴力的整體性社群,所有不滿的發語詞幾乎都是「我」、「我」和「我」。
最後,這當然牽引出另一個問題:在將近兩個小時的演出中,創作者究竟是忽略了女性實際上是一體而非離散的,不去談論和承認起身自救的方案及可能,還是反而深刻描繪了當前女性的困境,也就是她們除了受到各種文本「內容」提到的顯性壓迫,更承擔了文本「形式」暗示的隱性壓迫,即彼此離散?對此,觀眾自有答案。
《女人是水做的》
演出|後線性遊走劇團
時間|2020/10/16 19:00
地點|濕地venue 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