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白斐嵐（2025年度駐站評論人）

大概是為了平衡先前《父親母親》（2021）女性角色的徹底缺席^【1】——同以白色恐怖歷史記憶為題材的《白色說書人》（2017）、《灰男孩》（2023），採獨角戲或單名真人演員形式演出，於是不在此考量——同黨劇團2025年新作《國語課》，改以「全女班」回溯「臺灣省工委郵電總支部案」，描述戰後人民生存不易，女主角周足（吳靜依飾）來到外省老師謝曼春（大甜飾）班上學習國語，連帶接觸階級抗爭思想，與同事／同學發起工人請願運動。

「臺灣省工委郵電總支部案」除了是台灣戰後首起群眾運動，還有鮮明的「女性參與」。同黨劇團選擇將此事件搬上舞台，卻刻意與其保持距離，另以虛構角色周足與謝曼春，指涉真實人物許金玉與計梅真。劇中其他角色，如周足姐姐周滿、鄰居友人、同學／同事／同志等，多為女角，至於周滿自南洋終戰返台的丈夫，是唯一男角，也由女演員（林唐聿）反串演出。

在深究「性別」所賦予的抗爭意義之前，《國語課》倒是先就語言提出了有趣設定。首先，「國語課」自然預先建立戰後台灣的背景情境。從日本殖民到中國國民黨接管，「國語」一詞皆暗示著未來政權與外來語言（先是日語，後強行變做北京話）。於是劇中多次聽見角色抱怨「要會說國語，才能找到工作」。但語言在此，並不只是分化、壓迫的工具，還同樣具有建立關係、吸取知識、自我覺醒、獲得力量的正面意義。謝曼春與周足雖是國語課的師生關係，卻在台語、國語時不時的失誤之間點燃情愫，慢慢學著對方語言，慢慢互相靠近。此外，周足藉國語課學習爭取自身權益，挺身而出反抗不合理的規定，也與她分別以生硬國語與生動台語重述的「土匪仔玉對抗日本大人」傳說故事相互呼應。

國語課（同黨劇團提供／攝影唐健哲）

可惜的是，《國語課》之於語言的多重隱喻，僅止於情節編排，未能進一步施展「語言」作為表演美學與政治象徵的雙重意義。反過來說，《國語課》甚至更像一堂雕琢發音文法、再現生動俚語的台語——在享受演員細膩詮釋的同時，語言策略卻也過於平鋪直敘，無從藉由語言（而非言說內涵）展現從私人情感到政治抗爭的各種關係張力，比如周足實際如何看待這帶來差別待遇的「國語」？意中人說的國語和其他「外來者」，是否有不一樣的權力暗示或情感意義？周足學說國語和謝曼春學說台語，原初是出自相同動機嗎？拿來談戀愛的語言，和拿來傳遞思想的語言，又有什麼差異？

或如舞台置放的擴音器，實則象徵著語言藉聲音承載的公開權力，也可以與私下傳遞訊息、建立親密關係的兩種私密性相對應。是誰拿起擴音機說話、從擴音機傳出什麼訊息、前後是否翻轉某種權力關係，都能使其舞台存在「不只是道具」。課桌椅的場景轉換亦然。如何能藉舞台物件的象徵意義，扣緊劇本核心命題，會是《國語課》更令人期待的發展。或許也因前兩作如《白色說書人》以布袋戲暗示大時代對小人物的命運操控，抑或《父親母親》的角色扮演，皆藉劇場形式呼應當代回望歷史所提出的問題意識，不免暗自對《國語課》略感可惜。

國語課（同黨劇團提供／攝影唐健哲）

如果說在劇場重現歷史情境，應要能凸顯劇場作為敘事途徑與形式的獨特性，那麼「女性角色」也是如此。如前所述，《國語課》大致疊合謝曼春與周足彼此之間的女女情愫，以及啟蒙／覺醒的抗爭關係，不過卻也未賦予這兩條關係線足夠鋪陳與連結，因而互相削弱。我們似乎無從得知這兩人為何對對方產生好感，又或者，這樣若有似無的親密關係，是否承受某種程度的社會壓力。若是如此，彼此壓抑的情感，是否又參雜著地下組織的另種私密？周足對曼春之情，是否還有著懷抱知識的憧憬？反過來說，如此愛慕之情，是否也弱化她挺身而出的自主行動力？——最後這點，倒是藉周足心心念念的「土匪仔玉」，帶出她自身不畏強權的俠義氣質；然而如何扣緊「國語課」的階級覺醒，卻未多有著墨。

換言之，姑且不論《國語課》的史實意圖或與真實事件的改編距離，如果女性角色是重要的，如果女女情愫不單只是劇中情節設定，那麼這些女性角色——包括許照慈飾演的姊姊周滿與劉毓真飾演的鄰居友人——既然難得被搬上歷史檯面，他們又會面臨何種相異於男性的處境，而產生不同的應對？從這角度來看，即便五名女演員（無論反串與否）的台詞詮釋，的確呈現某種「非典型」的抗爭質地（似也反映前述台語台詞更細膩且講究），「女性」卻是再度缺席了。關於另一種性別在私領域與公領域層次之間的雙重掙扎，那讓《白色說書人》與《父親母親》顯得動人的元素，卻無從在《國語課》深刻感受。

於是，《國語課》最具力量的時刻，還是存在於周足混雜個人投射與鄉野傳說的「土匪仔玉」故事。幾次登場，皆與她當下的生命狀態交織出不同樣貌：或成功或失敗的抗爭決心，變換身分以跳脫社會體制，讓人想起楊景翔演劇團2023年《阮是廖添丁》，以三名女性呈現廖添丁傳奇，既以此帶出時代痕跡與人物線索，也凸顯集體投射的反抗意識。虛實對應的傳說／歷史／故事，有時更能直指大時代與個人命運的對應關係（事實上，這也是同黨劇團前幾個作品採取的策略）；反之，在揭露歷史事件的前提下，僅以有限的劇場轉化手法呈現故事，反而顯得教育意味濃厚，似也成了一堂歷史課。

《國語課》以中共地下黨組織行動為創作題材，就現今時代氛圍，的確是少見且相當勇敢的嘗試。這或許正是同黨劇團多年挖掘白恐歷史、從各角度透過劇場窺見時代樣貌的真正意義。然而，若能更進一步凸顯事件、性別以至女女情愫的特殊性，並以語言、物件等隱喻貼近核心命題，會讓歷史與抗爭更能跳脫近年大量白恐題材的固有格局。

注解

1、《父親母親》雖於劇名提及父親與母親，卻皆指涉日後以女裝形象生活的生父，實際生母在生下男主角後即離世。「生理女性」並不真實存在此劇中，也僅為功能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