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y Me 我不是我》是董怡芬以「我」為主題發展的一系列舞作的最終回，延續《我沒有說》(2011) 及《我不在這De/part》(2013)的形式，這一回仍是透過遊戲形式進行，反映日常生活中的思考模式、習慣用語以及身體的反射動作等，探測人的行為規範與自我檢視。這次的作品沿用了一些和前兩次相同的物件，也都有共同的表演者，而音樂製作人和燈光設計人也堪稱三屆元老。在上述共同元素的保存下，三個作品都有共通的脈絡得以貫穿，然而即使沒有前述兩項作品的觀賞累積，《Play Me 我不是我》還是有著明確的獨立架構與概念，也可看成是個單一作品，強調的是個人與群體的關係。

一開始，舞者陸續走了進來，先將椅子填滿場內，然後在佈滿百多張椅子的空間開始他們的舞蹈遊戲。雖然看來是遊戲，過程中偶而刺激，偶而有趣，卻也隱約透出反諷與警示的意涵，尤其是在對自我的定位及自我與群體的對應方面，時刻都可以意識到支配與被支配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展現在搶椅子、傳遞麥克風或是隨機發號司令給予動作指令時，也在這些變化中，呈現了個人與群體的競合關係，例如玩大風吹時的競爭態勢，或是玩信任遊戲時的合作互助。

開演後沒多久，麥克風傳出的第一句話：「歡迎來看戲」，讓我疑惑：「我是來看戲嗎?」。或許這只是一句習慣用語，卻也表達了說話人的戲劇背景，也讓我好奇的想，如果是董怡芬拿到麥克風，她會怎麼說?麥克風的用途自然是擴音，而擴音的作用也自然是為了傳達訊息，這或許是麥克風在三次「我」系列都出現的主因吧。在這場演出中，語言的傳達藉由麥克風而壯大，有時也因為擴音的效果而加深了對立的局面，或是強化了支配者的霸權。於是，麥克風成了權力的象徵，搶到麥克風(權力)的人自然說話就比較大聲。

在中間一段的聽指令做動作時，透過麥克風傳遞的指令，由慢漸快的施令節奏讓逐漸膨脹的壓迫感加深，像是隨時可能爆破的氣球。此時，被支配者宛若上了絲線的木偶，隨著指令做動作。但即使有重複的指令出現，如右肩、左手掌、胸口、撫摸、擁抱、跳、走、滑等等，他們的肢體反應卻鮮少重複，彷彿傳遞著一個明朗的訊息，即使日復一日的面對相同的生活習題，也無須一成不變的過日子。另外，聽到擁抱指令前的遲疑，也是另一種訊息的表徵，既像是不願承認的渴望，也像是文化禁錮下的顧忌使然。

當他們玩大風吹的遊戲時，滿場的椅子只有四張會有隨機出現的光線投射，五位舞者不願青睞弱光下的眾多椅子，卻搶佔亮光下的四張椅子，這不免令人引發一些聯想。假設這些椅子代表的是職業、食物或衣服，他們搶的應是高薪、美食或華服。運用光影變化在大風吹的遊戲中，讓搶奪增添了更多趣味性與延伸意境，也牽引出更多對人性的反思，尤其是對於追求極致境界與知足常樂間的拉扯。若干個人訊息也在群體的爭奪中揭示，例如覺得自己很胖，或是覺得很有自信等。

舞者們玩起了「Me 」的遊戲時，觀眾自然瞭解為何主題是「Play Me」。那其實是一種信任遊戲，當有人喊Me時，她/他即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可以任憑自己的身體前傾、後仰、向左或向右側倒，其他人則迅速將其扶起。這裡的個人與群體必須維持相互依存的關係，才能確保個人能安全無虞的繼續進行活動。主題中的「我不是我」則或顯或隱的依附在每個段落中，「我」有時無助的被支配，就像依指令而動的舞者，做著不是「我」決定要做的動作；「我」有時則和群體成員彼此附和，一起進行諸如霸凌或街頭行動，這在董怡芬和三位男舞者以形體、動力以及方向上的凝聚，集體施壓於黃芃睿時的表現最為明顯；「我」有時又變成威權的掌符者，控制他人的行為，就像拿著麥克風的施令者，隨口發言即會影響舞者們的身體動作與情緒反應。

音樂和燈光設計在這個作品的呈現，可說走的都是極簡風，卻都能恰到好處的襯托舞作的層次感。在音樂方面，沒有過於震撼的高調表現，只在必要時刻出現，更增強舞蹈的表現性。燈光設計也有近似的手法，摒棄極端的色彩或科技感，除了亮度與投射角度的調整外，最多也只是遊戲活動進行時的閃爍變化，偶而也像是即席操作，例如在大風吹的遊戲進行時，頗似燈光即興的隨機發亮，牽制舞者們的搶椅行動。

結構即興式的舞蹈演出雖已不是壯舉，但是董怡芬的處理方式還算清新，頗具個人風格，而特別之處還在於，演出者的背景不全是舞者，但都加入了這場舞蹈表演。他們一方面突破了慣性的演出場域，另方面也用他們自己的方式，達成用身體溝通的目的。在接連看了幾場舞者跨界到其他領域的演出後，很高興能看到董怡芬讓演員、音樂人都進場跳舞，這不僅是跨入者的挑戰，也讓觀者有機會看到更多跨逾界線的表演形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