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踏入劇場，立即映入眼簾的，是舞台上巨型的血紅色裝置：中央的菱形體如同心臟，四周如三角體切面的尖銳長型結構，如同血管一般相互連接，有稜有角地包圍著心臟，結構起舞台的方框空間。強烈的視覺圖像不僅為舞作構築出壓迫感，也創造了衝突的雙重性—血淋淋、炙熱、高溫，同時又節制、嚴謹與不苟言笑。

雙重性也發生在舞者的配置與動作質地差異：穿著紅色連身緊身褲的舞者，以線條、角度、動力為主的動作，在裝置空間中的Ｘ走道上井然有序地變換位置，他們令我想到了Paul Taylor—1960年代的美國現代舞編舞家，那優雅、流暢、敏捷、調度得宜並注重一致性的群舞，以及融合芭蕾與現代舞的動作語彙。然而，《Mr. R 2.0-烏托邦》與喜好塑造鮮明角色的Paul Taylor不同的是，紅衣舞者們總是面無表情、一起行動，好似一個個都沒有個性、沒有喜好、沒有思考也沒有判斷力，但只要他們聚在一塊，便形成了巨大的集體壓力。

在集體群眾的另外一端，則是孤身一人身著白衣、頭戴紅色兔子面具的兔子先生。對比紅衣舞者的敏捷迅速，兔子先生的動作是遲疑的、不確定的、含糊的；他總是觀望著紅衣群體，時而抱頭糾結、時而如傀儡木偶、時而抽搐崩潰，有時穿著白色長型披風，如同國王般在自己的國度裡吶喊，有時則穿著紅衣舞者身上也有的透明裝飾，在舞台中央如狂舞。雖然兔子先生從來沒有加入紅色舞者群中，他的遲疑便是其面對群眾的態度，然而，在不知不覺當中，兔子先生的身上或許早就被植入群眾某一部分的特性，而無法擺脫，畢竟從眾常常不是來自清明的選擇，而是下意識的生存本能。有時兔子先生舉起雙手、擺好姿勢迎接帶著拳擊手套的紅衣舞者們，準備一決高下，但兩方還未真的戰鬥，兔子先生卻又怯戰了。也許能打垮個體意識的，從不是裝飾性的花拳繡腿，就只是實在的人數多寡、輸人又輸陣了而已。

紅色與白色之間具有相互拉鋸的雙重性，成人與兒童之間也有：在兔子先生首次出場的獨舞後，小小兔子先生則隨著紅衣舞者出場，並如同操偶一般被隨意擺弄，好似一出生就無法擺脫被社會結構制約的命運。某個片刻，舞者位置一換，操控與被操控的權力關係便瞬間倒轉，倒在地上的紅衣舞者們臣服於站立著的小小兔子先生，壓迫、控制的遊戲規則依然沒變，紅衣舞者們與小小兔子先生仍舊活在群體的規訓中，而無法逃離集體對個體的制約。在此，孩童並不作為天真與童心的象徵，而是創作者對龐大社會結構悲觀的縮影，即便是不懂世事的小兒，都已自動被群體規則所馴服，自小便深陷於操控—被操控的二元關係中。

在如此悲觀的觀點下，不禁令人想問，個體的能動性何在？從兔子先生的角色看來，創作者彷彿認為：遲疑，是個體在面對巨大社會結構時，唯一能保留主體性的方式；遲遲不加入、猶疑、反覆檢視、不下決定、逃跑，便是創作者用以抗拒體制對個人主體性的收編。於是，抵抗似乎還是有可能的，只要兔子先生繼續消極下去、繼續遲疑下去，紅衣舞者們也終究拿他沒轍。然而，此遲疑的姿態在《Mr. R 2.0-烏托邦》的模塑，僅止於「在龐大結構下無聲吶喊、糾結於心、至多發出神經質的窸窣氣息聲並無力還擊」【1】，而未見到兔子先生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所可能產生的各種卻步與拉扯。兔子先生，或一般俗稱「魯蛇」（Loser），無論是他的無能或猶疑，應會因面臨到不同的群體狀況，而發生更加細緻的個人內心小劇場，因此產生出更多外在狀態的表演層次分別。

換言之，我更期待看到的是：消極與遲疑，如何具有更多立體、豐富的面貌，以作為對崇尚積極、快速、主動等現代社會價值的反動力量。畢竟，魯蛇所建立的烏托邦世界，很可能比從眾的溫拿（Winner）來得更加真實與懇切，而兔子先生的游移不定，或有潛力開展出無法被紅衣舞者們吞噬的一方天地，也將在操控—被操控的既定規則外，脫逃出另一種生存的樣態，屆時，或許我們便更能清晰地看見，創作者心中那烏托邦的具體模樣。

註釋

1、見樊香君，〈深陷烏托邦的泥淖《Mr. R2.0-烏托邦》〉，表演藝術評論台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17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