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仁豪（2019年度駐站評論人）

邵震宇的名字在表演藝術圈或許陌生，但在台灣的中東舞蹈界應該已頗有知名度。身為阿薩德中東舞蹈團團長的他，其實並非科班出身，原本要當英文老師的他，大學時期愛上舞蹈，從街舞、國標舞的學習開始，後來迷上肚皮舞。為了進一步深入中東肚皮舞的世界，他還利用課餘時間到政大的阿拉伯、土耳其語系學習語言跟文化知識，甚至一人隻身遠赴埃及、土耳其跟伊朗，田野學習當地的歷史與風土民情，後來成為第一個獲得肚皮舞大賽冠軍的男性。【1】

肚皮舞表演在台灣發展多年，已經蔚為大潮。愛好者眾，自成社團群聚，以自由舞者之姿南北串連，形成之民間力量不可小覷。然而肚皮舞在台灣一般給人的印象通常是身姿窈窕的女性，穿著五顏六色、亮片閃閃的鏤空服裝，婀娜多姿扭腰擺臀，襯著低音重鼓的中東異國音樂，儀態萬千，眼神勾留，煙視媚行流轉在舞台上。這樣被異國化、情慾化（exoticized and eroticized）的肚皮舞美學，實是某種東方主義（orientalist）意識形態下，被陰柔化、他者化的中東刻板形象；薩伊德（Edward Wadie Said）老早提醒我們，歐洲東方主義凝視下所建構出來的中東形象，必然遮蔽中東的真相，尤有甚者，還透過這些刻板形象，扭曲我們對中東的認識。【2】薩伊德在西化的環境下成長並受教育，一路接受殖民教育，後來恍然大悟，對自己的阿拉伯文化不但一無所知，還常常透過西方殖民者的眼睛來看自己的文化。從《東方主義》以來，薩伊德便致力解構西方再現的中東文化，揭露這些形象不過是用來服膺西方殖民者統治所需之工具。台灣對中東的認知少之又少，提到中東立刻出現的刻版印象不外乎恐怖份子、混亂局勢，還有沙漠跟駱駝。台灣在全球冷戰構造下長期依賴以美國為主的媒體看世界，即使今日科技全球化時代，網路傳播打開了冷戰時期的媒體控制，我們是不是早就內化了一套西方殖民的視角，以此看世界，甚至以此看自己？薩伊德的知識去殖民方案在今天的學界已經是老生常談，對於當代的我們來說，更迫切的任務是該如何不透過西方的眼睛看中東，該如何自己去認識中東，又該如何貼近中東己身的真實面貌？

從這個脈絡來說，邵震宇的努力令人激賞，從對肚皮舞著迷開始，他就潛心學習阿拉伯文跟土耳其文，最後去到當地，結識在地朋友，從一般百姓到藝術家，他用身體的在場，感知體悟中東文化的複雜，從埃及到土耳其到伊朗，乍看下一樣不變的伊斯蘭文化，在他近身田野的過程裡複雜起來，原來埃及的阿拉伯文跟波斯灣半島十分不同，伊朗人承接的是古波斯文明，而土耳其世俗化最為厲害。但文化總是在歷史過程下變遷，當代複雜的全球語境又怎麼牽動這個有千年文明的地區？他何其有幸在埃及歷經了茉莉花革命，於是在現實觀察的基礎上虛構了一個南埃及人北上開羅，參加茉莉花革命，從激情到失落的故事，編成第一支舞劇《解放廣場》，思索革命對當代埃及年輕人生命的意義。

從《解放廣場》開始，邵震宇的舞劇就逐漸脫離刻板印象中五顏六色、扭腰擺臀的肚皮舞。他的目的很簡單，因為他發現在中東根本沒有所謂「肚皮舞」的舞種，那是西方人異國情調的發明，埃及沒有「肚皮舞」這個阿拉伯文字，當地用raqs sharqi東方舞來形容我們所知道的肚皮舞，而日常生活他們跳的雖然也是肚皮舞，但當地人通常稱raqs（舞蹈），意指自己只是在跳舞。換言之，那是任何人都可以跳的舞，在船上、在路邊，他發現熱情的中東人隨時可以來上一段舞動，那是身體追求自由的天性即興出來的生命律動。【3】於是從第一支舞劇開始，邵震宇讓肚皮舞的定義返回其文化自身的原意──舞動。他在編舞裡追問，人們為何要舞動？舞動的意義與生命之間的關聯何在？他採用歷史典故、宗教素材、文學文本以及民俗舞形式，將這些元素剪裁並置，重新安排，在他編織的互文結構裡，打開中東文化的多層次網絡。在重新編排的視聽元素裡，有時他追問，這些沉重的歷史對當代中東人的意義何在？有時他提出跨文化的詮釋，思索對台灣人來說，這些舞動背後的生命動力意味著什麼？

到了《我意識裡的怪癖》已經完全不見一點刻板印象中的肚皮舞。幕啟，幾個拿著手鼓的西裝男子圍著一個蒙面阿拉伯裝男子，在舞台上由左至右平行前進，鼓聲猶若漸強，包圍著蒙面男子，他肢體輕飄柔軟，像是鬼魂一樣遊走，又或像是一團青煙瀰漫，他想逃離鼓聲，但是鼓聲不走，他只能掙扎。接下來編舞邵震宇分別用了幾個當地的肢體動作，比如埃及南方的木棍舞，阿蘇拉節拍打自己胸膛的紀念偉人儀式，還有台灣遊客熟悉的蘇菲旋轉舞。他把這些具有特殊歷史文化意義的身體符號剪裁串接在編舞結構裡，有時搭配頗有現代感的舞者身體，有時搭配語言文本，在極簡的舞台跟強烈的燈光變化下，交織出一首身聲哲學詩。

舞劇名稱《我意識裡的怪僻》取自土耳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的作品，但是戲中的文學用典卻是艾婕‧泰梅爾古蘭（Ece Temelkuran）的書《我的國家：土耳其的憂鬱與瘋狂》，以及魯米（Mevlânâ Celâleddin Mehmed Rumi）為蘇菲教派所寫的著名古詩。《我意識裡的怪僻》指涉的是創作者內心對生命本質的追問，如同帕慕克的文學想像不停追問土耳其作為東西文明的橋梁，好像總是處在一種中介狀態，在陰陽未明之間，於是邵震宇以全男班挑戰刻板印象中的陰柔中東舞，顛覆陰陽邏輯，打開東西文化，古今文明的辯證，來提問關於生存的種種問題。然而我不解的是帕慕克充滿哲思與詩情的文學書寫跟泰梅爾古蘭激情四射的政論文章如何對話？創作者在兩者之間讀出了什麼互文關係嗎？從帕慕克到泰梅爾古蘭，我們能展開一個什麼樣的土耳其面貌？而創作者的文學用典到底想要訴說什麼呢？

回到作品本身結構來看。舞動告一段落，進入有語言的「戲劇」橋段，其中一個舞者拿起麥克風對另一個舞者訴說著言不及義的日常垃圾話，另一個則回答：「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這是取自泰梅爾古蘭書中第四十頁的引文，是土耳其第九任總統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時吐出的一句怪英文──在美國人耳裡聽到的怪英文──對泰梅爾古蘭來說卻如此適切地註腳了土耳其，作為一個地緣政治與歷史際遇夾縫裡的國家，數十年來發展下必然的悲劇命運。【4】她說：「這數十個年頭就在各個政權和政變、大屠殺和足球大捷、軍事衝突與冷戰、暴動與鎮壓、為國家建立的夢想和殞落的幻想之中度過了，背後全是無數、無數個的犧牲。這些犧牲靠著樹立起的一面面土耳其國旗而弭平。不論是可蘭經、土耳其國旗、還是在這塊土地上被視為神聖的麵包，不分男女老少都會將之從地上撿起，親吻三次後高高舉起以表示尊敬。」【5】泰梅爾古蘭的文字激昂又悲憤，她從政治事件追問土耳其從鄂圖曼帝國瓦解後，在1923年成立民族國家共和體後，這麼多年以來勉強躲過西方殖民悲劇，卻在冷戰局勢下，由於政權的混亂，宗教與世俗化的拉扯，國家並沒有走向一個更好的狀態。她以老百性對麵包神聖的尊重，激發悲憫之情，追問政權的暴力對芸芸眾生造成的非人處境。換言之，泰梅爾古蘭的文字即使抒情，卻給足了我們對於土國歷史跟政治變遷的反思，在舞作裡似乎沒有反應出這樣的歷史深度。或許創作者試圖將泰梅爾古蘭對土國的政治沉思連結到當下台灣的處境，於是其中一位舞者說了：「我十年前說過要發大財。」另一位馬上說：「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創作者是否想透過泰梅爾古蘭對土國政治的批判省思，連結到當下台灣的政治問題，進行批判諷刺呢？但是，如果只是簡單用兩個政治人物的口水來進行互文連結，實在流於表面，在作品本身的脈絡裡沒有看見更深刻的歷史、政治跟社會省思了。

作品很快進入到團員對自己生活的省思，他們談父母的教養，還有在消費社會裡的日常生活虛無感。與宏大政治相比，這些從舞者自己個人生命經驗轉化出來的省思顯得真誠動人許多，因而從這些源自生命虛無感的掙扎，連接到最後的蘇菲旋轉舞便顯得合理而有力量。結束前的蘇菲旋轉舞算是整齣舞劇畫龍點睛的高潮，伊朗來的表演著一旁用波斯文念著魯米的詩，以詩註腳蘇菲旋轉舞背後對生命意義的超脫追求。最後，一個舞者從側台提著三種不同顏色的油漆，潑在旋轉舞者素白的舞衣上，旋轉兀自依舊，原本的羞辱洩憤，在舞者的怡然自在下，竟幻化成綻放的花，在旋轉舞衣上燦爛盛開。這是整場表演最有顏色，也最動人的時候，也是主創哲思視覺化的時刻：生命或許虛無苦痛，但是人求己道，放下自我與他人的凝視，連通無上本體，如同蘇菲旋轉舞的境界，最後天人合一，在無盡生滅裡，生如夏花。

筆者以為這是整齣舞劇最令人激賞的設計，把一個具有歷史文化特殊意義的宗教儀式舞蹈，置入當下生存語境，或許對有些教徒來說潑漆「褻瀆」了儀式的神聖，但從藝術的手法來說，正因為潑漆的舉動，蘇菲旋轉舞背後的哲學境界得到了提煉，在當代消費主義的虛無時代，找到了安置這種哲學追求的方法。然而如同前文所說，邵震宇對中東文化歷史的追尋固然誠懇用心，但是其大膽的文學、文化跟歷史用典還是必須更細緻小心，在多數觀眾對這些中東元素都一無所知的情形下，邵震宇自然承擔起了啟蒙教育的責任，也因此要更謹慎對待所選的文本素材，如果只是擷取片段拼貼，用來指涉自我生命的困惑，這樣會不會是另一種東方主義的凝視呢？在文化的他者跟凝視的自我之間，創作者該如何批判性地挪用跟轉化，來維持跨文化創作的倫理呢？以這些問題回饋創作者，期待邵震宇持續深化對中東的研究與觀察，更期待他持續精緻藝術的手法，複雜化跨文化的提問方式，讓台灣與中東的距離不再是隔著一個波斯灣戰爭的恐懼。

註釋

1、請見聯合報的相關報導，網址：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207000648-260115?chdtv。自由時報相關報導，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17101。

2、請參考愛德華‧薩依德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出版社，1999年。愛德華‧薩依德著，閻紀宇譯：《遮蔽的伊斯蘭：西方媒體眼下的伊斯蘭世界》，台北：立緒出版社，2002年。

3、採自筆者與邵震宇在台南的訪談。

4、艾婕‧泰梅爾古蘭著，紀耀凱、黃楷君譯：《我的國家：土耳其的憂鬱與瘋狂》，新北市：遠足文化，2016年，頁40-42。

5、同前註，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