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在線2.0》作為沉浸式的演出，筆者所觀察的重點是，參與者／觀眾在其中獲得了什麼樣的體驗？以及這樣的體驗如何被納入議題的討論？沉浸式劇場，至少在本作中，劇場、表演者是作為某種模具，在創作者的指導、編排下陶鑄出參與者的經驗；換句話說，觀看的對象已經從外在的作品擴展到對自身經驗的觀看。因此，若還是以一個他者的角度觀看「作品」，而不是隨時將觀眾視為作品的部分的話，首先就與表演形式上不斷變動的觀演關係產生衝突，也因此筆者在下文的用語中將交叉使用「參與者」與「觀眾」行文。

早在入場之前，經由一連串的前置作業，包含手寫的自白、安檢與模擬出入境的海關蓋章，參與者的經驗就在其中開始被塑造，在「非黑即白」且如同審問的問卷、安檢面帶微笑卻規訓統一身體的經驗裡，仰賴著對權力的配合與參與，參與者得以換取到一個「我是弗里曼（Free man）」與否的入境許可。此處拋出了作品的大前提，將「自由」視為某種可被認證的價值。而參與者一旦被給定了「自由」的假設，在入場的每一個暴力情境中，就必然要面對作為保持沉默的「共犯」的指控。

因此，這個前置流程可以說是給出了一種「共犯」的身分經驗的產生過程。以後設觀點來看，它顯露出對指認「共犯」的批判性，顛覆「共犯」所具備的生成要件，即：每個個體首先要具有絕對自由。但如果只是以自由的被建構，來為所有暴力的情境開脫，卻又是另外一種極端地簡化，將「共犯」表述為無辜者時，不僅合理化了暴力的產生，亦忽略了人在情境中的能動性。

《共犯在線2.0》是否有這樣的風險，正是筆者在不斷思考的。舉例而言，在一區直白地呈現同儕壓力的劇情上，三位青少女打扮的表演者隨機邀請觀眾入座，並以肢體暗示觀眾向其他站立的人丟紙球；另一區則是全身黏滿雜誌碎片的表演者，誘導觀眾踩在地上的碎紙，並邀請觀眾踩在它的身體上。這些在表演前期空間各自獨立的情境，多為小規模的暴力。它可以呈現為權威的壓力，也可以是弱勢者的乞憐，但無論是哪一種，都是直白地提出一個去成為「共犯」的邀請，而這時觀眾的選擇其實非常有限，再一次回應了手上那個「弗里曼」的標章，這個自由的認證將觀眾置入了一個死胡同──要不是成為冷漠的旁觀者，就是成為殘酷的參與者，無論如何觀眾／參與者都必定成為「共犯」。

當表演進入到下一階段聚集所有的觀眾時，更加強化了這種選擇的有限。在只有少數的觀眾有機會被選入情境中成為參與者的情境下，反抗的選項更清楚地被劇場的景框給屏除在選項之外，無論是出於對「演出」的認知，還是表演者那非日常而神聖不可侵犯的身體。所以即使是惡人，我們最終仍然給予欣賞，而不可能去阻止。但是當那些肢體最終已經清楚地剝去了「舞蹈」的外衣，而僅是寓居在我們所有人身上都可以輕易做出的暴力動作，那擺在眼前的限制也許已經不再是為「表演」所設下，而是爭如現實的景況。

這至少使共犯表現為一種無能為力，悲觀地認為所有暴力的情境本身是不可改變的。誠然可以說《共犯在線2.0》是意圖給予在暴力已然發生下，傷痕經驗的產生過程，這部分共犯在線無疑非常優秀地利用了「共犯」的概念，將個體反抗的傷痕外溢為群體的驚嚇、恐懼與無措，在這個技術向度上必須給予肯定。但同時在反抗可能的思考卻因而簡化，即使依靠演員來補足了一個抵抗者，卻是從受害者本身來出發。這意味著在所有權力的想像上基本只存在尖銳的兩端──加害者與被害者，即使在整體時序上有位置的倒錯、強弱的轉換，但依然是服膺在這樣的框架下。而原本處於中介而最有其他反抗可能性的觀眾，則被「共犯」的身體經驗所佔有。在這樣的框架下，試圖逃離「共犯」身分的唯一可能只剩下成為弱勢，這將弔詭地導致弱勢永遠無法與強勢相對抗的矛盾，甚至成為一個持續在生產不對等權力的反抗者。

在《共犯在線2.0》中「共犯」雖然得到了被諒解的可能，卻依然困在一個「無法不以被害者以外的身分成為抵抗者」的困境中罣礙難行，以至於最後降下的滿天紙飛機成為一種浪漫化、美感經驗的方式來完成和解與撫慰。相較於表演前段小而精緻的「戰後空間」與「機場」──前者以貼滿空白便條紙的電梯空間，搭配表演者舉起空白布片從抗議的肢體瞬間瓦解為披著頭布的悼亡者；後者舞者從吊在空中的紙飛機串一次次取下紙飛機並走出打光處，邀請觀眾進入以紙飛機為牽引動力，在緩慢而飄忽不定地共舞，經驗希望的脆弱性（下墜）與撫慰的可能（上升）──反而就顯得失去力道且華而不實了。

總體而言，《共犯在線2.0》雖有其顛覆性與細緻之處，但基本上仍未跳脫對立的框架，導致本身批判暴力卻也屈從了暴力。實際上「共犯」的這種思考模式，仍然是以集體來符號化個人，並假設了積極自由的存在，在這一點上《共犯在線2.0》顯然有碰觸到核心，但表演重心在回到「共犯」經驗的塑成之後，卻沒能進一步回來對話發展，以至於在以鎮暴盾牌劃分出的內外分明的激烈集體衝突之後，匆促地就轉為同樣是集體思考的悼念收尾，實為美中不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