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袁愷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一年級）

台南人劇團的《水中之屋》以一場颱風水災為敘事起點，將嘉義東石鼇鼓濕地的歷史創傷與個體命運編織成一部充滿詩性與批判性的劇場作品。這是一個關於家、關於土地、關於性別與身分認同的故事。或者說，是許多個故事在同一個時間軸裡打結、錯位、淹沒又重生。L型舞臺交織的走道與主舞臺的水池，將觀眾置身於一個處處皆水、處處皆家與非家的迷宮之中。家，像水一樣，是可塑的，也是脆弱的。在《水中之屋》中，「家」被拆解成模型、倒映在水中、漂浮在記憶之河上。舞臺的設計精緻而魔幻：從沉入河道的小屋、層層堆疊的木板、再到暴雨下撐傘的角色群像，一切都像夢，卻處處有形體、氣味與重量。水是時間，是痛苦的封存器，也是療癒的媒介。那兩隻回來的鵝，是魔幻的符號，是不可能的重聚，是對家的渴望最終被時間軟化後的奇蹟。結尾水池掀起，水面激盪著骨灰、記憶、情慾與遺憾，完成了從物質到精神的轉化。《水中之屋》以獨特的舞臺設計、聲音語言和在地文化符號，構建了一場關於記憶與救贖的儀式。

《水中之屋》以身體為舞台，展現了父權與神權之間的激烈角力。跨性別者Lara的生活處境成為觀眾的切入點，她在父權與宗教規訓之間的掙扎，不僅凸顯了性別認同如何被外在權力所塑造，也揭示了在地宗教文化如何深刻影響個體身體的自主性。劇中超現實主義的敘事手法，更在傳統性別結構與文化認同的邊緣之處開闢了反思的空間，使觀眾得以重新檢視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性別與信仰規範。

父權暴力與神權規訓的崩解

在劇中，Lara的父親擔任媽祖神職者，象徵著傳統信仰與父權體制的緊密連結。他不僅以宗教儀式為名，對Lara進行禁閉與身分否定，更將神聖權威轉化為性別壓抑的工具；這種壓迫形式，與基督教神父隱喻下的神權規訓相互呼應，共同呈現了宗教儀式如何在臺灣社會中潛移默化地維繫父權秩序。然而，當洪水來襲，父親成為植物人，其僵化的父權形象亦隨之象徵性地死亡。Lara對父親甦醒的期待，反映了被囚禁者對身體自主與性別自覺的渴望；繼而，她在繼承神職的過程中，表面上似乎妥協於父權遺留下的神聖體制，實則透過同時召喚媽祖與觀音等多重神明，試圖打破單一性別與信仰的霸權結構。

母系重構：家庭、身體與跨文化抵抗

《水中之屋》以「雙母」結構顛覆了異性戀核心家庭的既定模式：麗蚵與Lara攜手「撫養」混血兒卡螺，並在童年以「爭奪母親」的遊戲戲謔傳統性別分工。卡螺的母親在多倫多去世後，其骨灰漂流至嘉義，不僅串聯了離散經驗與母系記憶，也使得跨文化、跨世代的女性聯結得以重構。在這一過程裡，Lara的身體不再僅是神明附體的「容器」，而是自我賦權的舞台；她在儀式中主動承受神明的降臨，將被迫的宗教職責轉化為對神權壟斷的抗爭。而卡螺母親所幻化的「冰雪女王」意象，更象徵女性身體從世俗規訓中解放，成為超驗抵抗的符號。

在地文化的詩性解構：語言、歷史與超現實敘事

劇中臺語的運用，既有粗鄙的詈詞，也融合了詩性十足的諺語，並置之下即暴露了本土文化中封建舊習與生命力並存的矛盾；當混血兒卡螺被貼上「雜種」標籤，洋人父親則穿上「熊裝」，更將臺灣作為文化雜交之地的認同焦慮，具象化為舞臺形象。嘉義的糖業歷史、媽祖信仰與颱風氣候構築出一種獨特的「海味敘事」，不僅呼應了臺灣的海洋性格，也影射了殖民創傷下的地方記憶。透過神明附體與骨灰漂流等超現實手法，劇作將個人與集體的地緣性經驗昇華為對移民與性別政治等全球議題的回應，使卡螺成為離散族裔與跨文化衝突的縮影。

縫隙中的抵抗與未竟之業

儘管劇中透過性別與信仰的重構展現了強烈的抵抗意味，但這場革命始終在未完成的曖昧狀態中進行。Lara所展示的神聖身體，依舊受到傳統信仰體系的牽制；卡螺母親的骨灰，即使漂流千里，仍不斷以朦朧的聲音發出「抗議」。正是這種不確定與張力，映射出台灣社會性別變革的複雜性——在傳統與現代、在地與全球的夾縫中，邊緣群體透過身體、語言與文化的創造性實踐，持續撬動著父權與神權的鐵板。

舞臺設計方面，《水中之屋》以水池為核心，並透過可移動的木板結構營造動態視覺衝擊；然而，結尾白色水池象徵的清洗與新生意象尚未完整展開。若能在終場以落雪覆滿舞臺，則可進一步強化超現實的荒誕感，並深化「淨化」與「重生」的象徵意涵。敘事層面上，劇中對外國父親的呈現仍有簡化之嫌，若能納入殖民歷史的多重陰影與批判，將有助於豐富本土與外來力量之間的張力；同時，也建議更深入地挖掘Lara與麗蚵之間的情感線索，將「母職」的社會批判推向更深層的思考，而不僅止於泛泛的溫情敘事。

「媽祖降臨在這片土地上，也降臨在我身上。」當Lara說出這句話，她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被父權壓迫的孩子，而是神性的存有者。《水中之屋》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展現了令人敬畏的能量：當身分不再是單一的、性別不再是穩定的、土地不再是絕對的，劇場才能成為真正的靈場——一個可以悲傷、也可以重生的空間。《水中之屋》是一場由暴風與記憶召喚出來的臺灣版《百年孤獨》，通過破碎的木板、流動的水體與掙扎的角色映照出個體與集體的創傷、身分的多重褶皺，以及在地文化的韌性。它既是對臺灣社會性別與認同議題的詩意叩問，亦是對全球化語境下「何為家園」的深刻反思。正如劇中那句「你可以選擇，但是我不能選」，在水的沖刷中，每個人都是被迫漂泊的倖存者，也是重構自我的敘事者。《水中之屋》不提供廉價的救贖，而是通過舞臺的「靈力」，邀請觀眾在記憶的潮汐中重新凝視那些「被遺忘的活著的人」。當洪水退去，我們如何在廢墟上重建自我？或許答案正如劇中那句「水總會退的」。但每一次退去都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記。舞臺上那池翻騰的水，不僅帶走了舊日的痕跡，更成為重新構築身份與歸屬的新媒介。一切痛苦與記憶，仿佛都在水中得以淨化或重組。

離開水源劇場時，外頭正下著傾盆大雨。一樓的水不斷湧進來，觀眾無法離場，如同被困在如夢似幻的「水中之屋」裡。戲內的暴雨成為現實的折射，劇場與世界融為一體，現實與虛構的界線頓時瓦解。《水中之屋》，不只是一場戲劇演出，更像是一場介於身體記憶與集體潛意識之間的降靈儀式。

在那一池水中，我們看見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