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棄者》的演出細節以前，我想先從《棄者》的演出名義開始著手，思考作品的產製。2016年的《我知道的太多了》跟2017年的《棄者》，都是劉冠詳入選雲門「創計畫」的作品。在2016年，《我知道的太多了》還是以驫舞劇場的名義進行演出，但2017年，劉冠詳已經是以「獨立編舞家」身份發表《棄者》。換言之，《棄者》可以說是劉冠詳在台灣的二度出道作品。這個小小的差別，我覺得其實很能說明《棄者》的某些走向（尤其聲音上），以及我感受到劉冠詳在思考他的演出市場與群眾時的改變。

為了要說明《棄者》，必須先從《我知道的太多了》（以下簡稱《我》）開始。我對劉冠詳的印象，來自於後者，同時也來自於他對聲音素材的思考與處理方式。當時觀看《我》這支舞作，我認為「母親、劉冠詳、簡晶瀅的錄音是推動的動力，不完全以敘事為本，而是以聲音作為素材拼貼、重複、重現。」【1】。也因為如此，《棄者》宣傳說劉冠詳「耗資購買音樂設備，拜師學藝，白天戴耳機玩鍵盤，晚上進排練場編舞。」【2】，便成為我觀看舞作的動力，好奇劉冠詳在聲音（音樂）上會走到什麼地方。

第二個必須要從《我》討論的原因，則是跳脫於舞作本身的議題，而有關於劉冠詳兩度入選「創計畫」，以及雲門劇場給編舞家的資源，可能怎麼引導改變對空間的思考。

從《我》到《棄者》之間，無論從節目宣傳，或者是劉冠詳自己在演後座談的對答，都可以看到劉思考編舞的未來時，主要著眼的音樂、聲音的交揉，或者題材的普適性，換言之也可以說是他自己當一個跨領域創作者的條件，以及編舞時與觀眾聯想空間的關係。文字宣傳讓我預設《棄者》會是一個較為跳脫劉個人生命歷史的作品，他自己也試著從在墨西哥人類文化博物館看到的雕像，與前作（實驗）《兩對》的相似性，去尋找身體或編舞的普同。然而，看完整個作品以後，我認為《棄者》的私人性，比針對喪母的《我》，還要強大許多。這之中顯然有創作者意圖與觀者詮釋之間的矛盾，已非詮釋的差異，而是詮釋的對立。為何如此？這是也是我想處理的議題。

最後，在《棄者》之中，有一些與《我》共同的身體語言，尤其是對女體的恐懼，以及陽剛與陰性的差異，尤其這陽與剛的對比，我認為是加倍凸顯的，而這對比我認為相當仰賴簡晶瀅作為舞者的動力與存在感，尤其是陰性的力量。而這種長時期工作的默契或理解，我認為是劉冠祥的作品得以成就，得以持續的前提。

就聲音與音樂上，劉冠詳在《棄者》當中使用了大量的合成器，也使用了流行音樂的曲式，大量的語言，並且在節奏上做出相當的變化。發聲的人是他，書寫歌詞的人是他，書寫音樂的也是他，選擇錄音片段的也是他，於是身體與音樂/聲音之間，產生了某種共生關係，就像是劉跟簡在身體上也有的共生關係。然而不同的是，簡無論在台上如何看似被動地被甩、被操弄、被丟在黑暗之中，她的存在感是很確切的，不管怎樣被動，我還可感覺她是完整的「人」。然而這作品的整體聲音編排，由劉一人操刀，再加上鐘柏勳（MAD）作為音樂統籌，卻仍還有彼此扞格之處，且這扞格未必是來自於音樂與身體之間的衝突，有時是因為過度的和諧。像是同一個意念在不同的媒介成型，身體的成熟度與音/樂的成熟度仍有距離，想要彼此配合時，要說是承載著音樂向前，不一定每一次都成功，而要說身體與這音/樂之間真正產生和諧或衝突，似乎還不完全如此。

針對音樂、作曲、合成器與節奏的操弄，劉冠詳讓我聯想到一個進到玩具間的小孩，手邊有著太多的玩具，每個都好玩、每個都想玩，於是放不下手，手裡環抱著、腳邊拖著，想辦法要擁有全部，音樂的力量反而因此削弱。此外，我也感受到劉在思考音樂與聲音，作為生產者時開始轉移目標。在《我》裡面，儘管母親的聲音、對話，都是生活的文字，然而其處理之中有種聲響的特異性，我認為跟驫舞劇場長期與澎葉生（Yannick Dauby）合作的歷程有關係，我能感受到劉冠詳在《我》之中，其聲景、節奏的處理，其系譜貼近驫舞劇場跟澎葉生。而這次，音樂、節奏或聲音、饒舌，更接近於另一種音樂的脈絡，在《我》之中的聲音地景，到了《棄者》轉為合成器音樂等操作，這音樂的典範轉移，我認為也跟他這次作為獨立編舞家打天下的情境有點關係。

最後針對這次的聲音，我認為，語言本身的文義，在觀看與傾聽的過程當中，似乎更高於這些語言作為聲景的可能。而劉因為採取了各種私人的故事，不管是跟「柚子」分手，不管是母親，不管是他在北京大街看到了什麼，這些語言都非常直白。正因為直白，所以生猛有力，但也因為直白，無論是用饒舌還是唱，話聽完了以後，如果對於傳達「內容」沒有情感依據，這些語言終究也只屬於劉冠詳自己，畢竟就連簡晶瀅與他的排練錄音，也還是他揀選的聲音素材。

張曉雄形容《棄者》是「個人內心現實寫照」【3】，是很中肯的評估。作品是個人寫照，其實無可厚非，但創作者以為自己正在將作品普世化，但看得人卻完全不這麼想，這件事值得探討。當然，看到他內心世界的寫照，一方面來自於作品質地與劉冠詳本人表演的某種衝勁，身體作為個人歷史的陽剛，必須要暴露自己的陽剛。但另一方面，也來自於我認為劉冠詳在《棄者》當中，對音樂與語言縱使有著敏感度與熱愛，但在使用合成器創作、思考音樂時，作為一個編舞者，在舞台上運用「音樂」，尚未身心整合，因而欠缺了必要的空白與距離。

相對於音樂與舞作身心整合上的未竟完成，我認為空間設計上，這個舞作必然受惠於連續兩年入選創計畫的影響。在《我》的演後座談中，劉便曾經提到，能夠用兩個禮拜的時間進劇場，實際理解與感受劇場本身的尺寸、空間使用，有很大的幫助。而在《棄者》中，技術統籌劉家明對於舞台的運用，確實有一種駕輕就熟，且整體包圍劇場的感覺。一條簡單的甬道，因為寬度向著上舞台漸減，帶來許多想像空間。像一扇通往死亡的大門，通向任何可能。而這甬道以外的黑，因觀眾席與雲門劇場寬度的一致，便連續在一起，不至於感受舞台與觀眾席的差異。甚至是遮光的方式我覺得都比《我》時更洗鍊。這種洗鍊，像是對空間有家的感受，閉上眼睛都知道要往哪邊轉彎，才再重新尋找新鮮度。我覺得這種熟悉但不死氣沈沈的空間感，配合著燈光與身體的互動，跳在光的外緣、背光、在黑暗中爬行，都仰賴著整體像是一層皮膚般包裹劇場的空間思考。這種成熟度，在沒有適當的硬體軟體條件支援下，是不可能達成的。

如果進一步思考《我》在國際上漸受好評，以及《棄者》當中，劉從驫舞劇場與澎葉生的合作系譜中轉向的路徑，再思考在《棄者》中，英文使用的差異，從在《我》之中，近乎硬幹而不標準地狂說，到刻意使用合成器音效，劉「標的」自己的方式，有了幽微的不同。劉冠詳應該比過往更清晰地知道，作為獨立藝術家要怎麼闖，又或者是，要給誰聽到。以聲音語言的操作來說，操著同樣腔調的我來聽，跟不了解中文或台語的人來聽，什麼時候是聲音，什麼時候是語言，光譜馬上不同。對我而言語言性太強的成份，或許對聽不懂的人而言，聲音性就提高。這種細微的操作，無論有心無心，跟創作的市場/舞台何在，觀眾何在，有著極為確實的關聯。

更進一步思考，對《棄者》的私人性，無可避免的也來自於觀眾是誰，對語言的嫻熟度，甚至是觀眾對劉以及簡的熟悉度。語言何時成就為「語言」或「聲音」，認知上可以有非常多的差異。或許這個作品的私人性，在面對另一種群眾時，會有另一種氣質，當然，劉怎麼樣操作他自己的音樂創作與言說，我相信也會隨著時間改變。

但我終究是聽中文與台語長大的人，要換位思考不容易。假如先維持對音樂、語言的意見，再來想身體，究竟劉冠詳所渴望超越私人層面的編舞形式，成不成呢？我想，相比於劉此刻的音樂跟語言操作，身體溝通的，反而想像空間高一些。而這種想像空間，我覺得跟劉冠詳與簡晶瀅長時間的合作，以及簡晶瀅本人強大堅強的存在感有很大關係【3】。

《棄者》的身體編排，與《我》有些非常類似的部分，尤其是簡晶瀅張開大腿與劉冠詳的開場，其中有種對女體、對陰道、對深不可測的「洞」之恐懼。這個作品有許多主動與被動的對比，或者一搭一唱但音量差異極高的片刻，劉冠詳的聲音，可能由張開大腿的簡晶瀅單憑著一雙手去補充、眉批、又或旁觀。這之中也有許多令人不安的被動與潛藏的暴力，非常容易就可以讓人覺得舞者在這個舞作只是工具，又或者女性全然的只是舞作中對恐懼的顯形，必須以強硬的力量操控，以避免自我的失序。

這些意象都存在【5】，尤其簡晶瀅從頭到尾沒有發「聲」，僅出現在排練時的錄音，以及對嘴流行音樂的表情，兩者聲音的反差確實極大。再者，簡晶瀅在舞作中，有大量獨留於黑暗的時刻，劉冠詳一個人在光裡跳著，或光裸身體夾著卵蛋，或戲謔或癲狂。正因為有這樣兩極的對比，簡晶瀅從一開始用手幫忙「配音」，又或者拿腳拍打劉冠詳的頭，又或者面無表情被甩著走，到最後突然燈光爆狂來了段走秀卻又消失，最後兩人身體緊密貼合時，劉冠詳自己拿簡晶瀅的腳拍打頭顱的悲哀或不安才成立。

簡晶瀅讓我感受到陰性、被動的力量，那力量與堅強，來自於存在的自我證成。當存在無以抹滅，就算劉冠詳舞在光中，我的眼睛還是自動找到了簡晶瀅。她那跟軟骨功一樣，長時間倒立、爬行、又或者被操控的身體，令我感受到不言不語的戰慄。不管用多少聲音、動作與光影去強調或協調自我的存在，當自我證成到一種程度時，再大的暴力也無法侵襲最內在的自己。就像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針對亨利八世的沈默如此震耳欲聾【6】，致使亨利八世必須處死摩爾。暴力不只是皮肉的表徵，在尚未失神走魂前，加害或被害的關係有可能幽微複雜。沈默而被動的身體，有可能挫折主動者的力量。這可怕的強力，可能像張懿文說的，透露了編舞者與舞者的權力關係【7】，但也不能去忽視，沈默不語，也是反抗的形式。

劉冠祥在《棄者》透露出的恐懼，為何無法成為我的恐懼？是因為我作為女子，首先認同了簡晶瀅嗎？又或者是因為，手上操了不同太多牌，仔細想想，在看《我》時，我也有一樣的感覺，元素貪多嚼不爛。《棄者》在聲音、身體、燈光、空間等等的考驗下，是否顧此失彼，以致於無法再深入探勘？

這是個完整的作品，但也可說是包裝完整的半成品。這是個直白的作品，或許會引起不安，如果劉願意再往更深的地方去，就會是一個好的不安。如果說在《我》之中，劉自覺地拉出了一些距離，尤其利用聲景，我想《棄者》需要更近一步去勇敢探究的，是身兼多職的創作者，如何避免讓每個元素都只服務於創作者本身，而能有呼吸的自由。最後，我其實不敢確定，這個作品換成簡以外的人跳，會是什麼樣子？如果是邱怡文，應會有一番有趣的風景，畢竟在演後座談說的，有時劉會在排練時突然說「這就是我媽媽的樣子。」不管其主動與被動的程度，我預設了這裡面也有邱自己的主體性。

劉冠詳是否體現並深察了這種暴力與被動性之間的相互關係？他是否能讓某種形式的被動成為更強大的力量？現在，我看到了舞者的力量，使得被動成為黑暗中的攻擊武器，當然，正因為排練時與如此有力量的舞者合作，讓劉放膽去嘗試，而促成眼前舞作的可能性才會提高，才有可能柔弱勝剛強。

劉能否超越自己渴望做每一件事情的企圖，讓爆炸之中擁有沈默？就像簡晶瀅在黑暗中的身體振聾發聵，這個作品需要沈默與空白，劉冠詳能否給自己與作品這個空間？我認為是觀察他未來的重要議題。

註釋

1、請參考拙作：〈以黑暗探照，在暗中有光 《我知道的太多了》〉，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20300。

2、請參考雲門舞集網站的介紹：http://www.cloudgate.org.tw/ticket/detail/55。

3、請參考張曉雄〈棄我心者〉，http://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xxz/2017072902。

4、因颱風關係，由邱怡文擔綱的演出無法看到，因此在此就只以看到的簡晶瀅作為主軸了。

5、正因如此，張懿文對舞作當中權力關係的思考，或者認為其中是父權的眼光，其實也很可以理解。雖然對我來說，父權或凝視的操作，其實遠遠超過劉冠詳的《棄者》直白的表達，其中有許多細緻而難以指稱的流動，但這對權力關係的思考，仍舊是值得參考。畢竟我們從來不缺能夠完美執行編舞者意志的舞者，但卻很難為舞者的反抗找到空間。張懿文的評論請參考〈暴力的操控與凝視《棄者》〉，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25497。

6、我對摩爾的印象，首先來自於電影《良相佐國》，電影介紹可參考：http://www.twwiki.com/wiki/良相佐國。如有興趣或許亦可參考此書：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45952。

7、參考如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