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Apyang Imiq短篇小說〈Tama〉【1】的戲劇作品《Tama—和我聽說的不同》由花蓮在地的劇團山東野表演坊製作，無論劇本內容或舞台所在，均位於小說作者生長、工作的支亞干部落。對為了觀戲而於夜晚踏足此地的筆者來說，這次部落「戲劇走讀」，大大打開了觀眾的感官體驗與對觀戲的想像，看得到製作單位的膽大創新，【2】顯然試圖突破過往常見的戲劇形式及「一般」的部落參訪。

由於認識部落的路徑如此特別，戲中出現的人事物難免被外邦的我們和「部落的現實」多做聯想；意即，即使知道劇情是虛構、現實交織，但往後想到支亞干部落時，很難不想到那晚「阿改玩生活」【3】戶外空間裡，隆隆的廣播與盤旋的直升機聲，沒母親駐守、父親常醉倒路邊、罵小孩，導致兩個小女孩「流落」隔壁「厲害獵人叔叔」家的故事。由於劇本內容攸關兩名太魯閣青壯年男性的對比，一位是常醉酒的單親父，努力賺新台幣以求在現代社會「生存」，一個是常「上山」，似乎獨居又寡言的男子。按筆者過去對原住民文化、文學的了解，在日治時代以前的原住民部落中，父親、爺爺應都是藉由入山「打獵」餵飽家人，同時，「打獵」的來龍去脈也與泛靈信仰、歲時祭儀深深聯繫，如同布農族作家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排灣族作家亞榮隆．撒可努的《走風的人——我的獵人父親》等作品中所寫。

然而，當貨幣邏輯、種種「現代性」的課題伴隨國家、資本主義財團對山林（過往原民生活領域）的宰制進到部落時，「獵人」何去何從？也就成了一個千古難題，也是原住民漢語文學自田雅各的小說〈最後的獵人〉以來持續書寫與探究的事。在Apyang的小說〈Tama〉便可透過Pisaw往返山上、山下的過程讀到掙扎的足跡；化為戲劇後，觀眾認識到的是一個常醉酒、放棄上山的父親，及一個「比父親更像父親」，讓小女孩遠離家暴的隔壁獵人叔叔Pisaw。筆者認為，無論在小說或戲劇文本中，作者、導演將小女孩的親生父親安排為「工作賺錢」而非上山打獵的人，或明示著光靠上山打獵，早沒辦法養活家人了。

然而，「打獵」的傳統與身分，便該當隨著時代變遷而被拋諸腦後嗎？或有什麼辦法，可以讓酒醉的父親真正「醒來」，用過去獵人守衛部落家園的姿態再度強大？顯然，不只酒醉、迷失的Yumin沒有答案，熟悉山林的Pisaw也仍在嘗試與重新組裝自己。最後，這齣戲在Pisaw帶Yumin上山尋找「失蹤登山客」並期盼獲得賞金作結；這樣的安排似乎折射出當今揹著自己文化前行的原住民獵人後裔若要在當代社會立足，必須找到一個與當代生活適切接軌的角度，透過像是「上山救人」這類具有正向意涵的過程，慢慢累積被外人認識與認可的生命經驗。

除了透過上述劇情、角色的設計與安排，開展出「原住民當代、獵人」的思路轉折外，筆者認為，劇中兩名小女孩Iwan和Ipiq與其父親Yuming、叔叔Pisaw的關係也值得一談。小說〈Tama〉中，作者Apyang對於女孩們和叔叔隱微的曖昧有些細膩刻劃，但到了戲劇中，約莫簡略為介於親情、友誼之間的關係，未明確定義。再加上這是個母親「跟別人跑了」的單親家庭故事，因而戲裡除了兩個性格純真、感情好但常被父親嚴厲管教的青少女外，未有其他女性現身。一方面隱隱顯示出女性族人或仍在部落內、外尋找位置，如同她們的Tama一樣，一方面也顯示出太魯閣族的部落父系社會的特質。換言之，藉由這樣的角色組成，在觀眾面前現身與未現身的那些，我們在夜晚燦爛的星空下、演出團隊精心安排的「部落地景走讀」之間，也遇見下戲後許多部落族人仍在面對的種種挑戰。

最後，《Tama—和我聽說的不同》雖和去年在國家音樂廳演出，改編自繪本的《我的獵人爺爺——達駭黑熊》親子交響音樂劇都梳理原住民獵人、山林、親子關係的主題，但迥異其從「山林通識教育」的角度向觀眾介紹布農族的獵人文化與價值體系，《Tama—和我聽說的不同》花了一些精力鋪陳獵人心靈在當代社會面臨的艱困挑戰；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質的，更是社會結構、法律層面甚至價值體系的。然而，也是藉此美麗地景與充滿傷痕之家庭劇交織出的反差感，「外面」的我們才有機會在來到部落時，觸碰到部落美食、手作體驗、歷史文物外的「真實」；瞭解這類「真實」對台灣的族群關係而言，不啻是個重新認識彼此的開始。

註釋

1、此部小說入圍2017台灣文學獎「原住民漢語短篇小說金典獎」，未公開發行。此次觀戲前以節目手冊的形式在入場前發給觀眾。

2、此次戲劇演出，因為結合了野狼機車、村裡的戶外廣播，走讀路線的安排而讓觀眾有不一樣的體驗。在劇情發展告一段落後，觀眾在工作人員帶領下前往河堤。一路上可見到，失蹤登山客的懸賞單、燈箱裡擺放的家庭照片——慶生回憶、父親醉酒等悲喜交織的內容。到了河堤後則以類似紀錄片的方式播放關於進入山林的過程。

3、今為支亞干部落青年辦理部落遊程等活動的公司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