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瑞典的男聲合唱團史旺宏歌手（Svanholm Singers, Sweden）在台北國際合唱音樂節的邀請下首度來台巡演，他們用歌聲表達訴求，用音樂重申人權宣言，完成整場高難度無伴奏的合唱音樂會，彷彿一股溫柔而堅定的力量，捍衛著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權力。

男聲合唱在音域的寬廣及音色的變化上，先天就不如混聲合唱的繽紛多樣，但是在舞台上的這十五位歌手用歌聲說服了觀眾，證明純男聲合唱團也可以讓音樂蘊含深刻的詩意與豐富細膩的情感，這與愛沙尼亞作曲家托密斯的音樂美學一拍即合，不但彼此建立了獨特的合作關係，也曾灌錄過《托密斯：男聲之歌》專輯，這個團可謂托密斯的最佳代言人。

托密斯大量選用二十世紀愛沙尼亞文學詩作，並以傳統的波羅的海地區芬蘭音樂語彙 (Balto-Finnic) 為概念，以宣敘的方式表現出獨特的音樂韻味，他的創作素材主要來自於民謠，激發出了民族向心力及對自由的嚮往，所以他的作品在愛沙尼亞「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 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史旺宏歌手想必也受到這股非暴力的革命思維影響，讓托密斯的音樂與《人權宣言》的意義前後呼應。

其中托密斯的《詩兩折》是很多男聲合唱團的熱門曲目之一，一方面是合唱團能力的試金石，再來是愛沙尼亞象徵主義詩人蘇特 (Gustav Suits, 1883-1956) 及溫德 (Marie Under, 1883–1980) 文字的獨特魅力，托密斯用聲響製造出時而奔放狂野、時而內斂深沉的明顯對比，考驗著合唱團外聲部高音的圓潤及低音的深邃。史旺宏歌手在完全音程開展至不和諧音程所堆疊的宣敘樂句中，強調文字的功能性，讓歌詞獨大，旋律及和聲幾乎透明到不存在，但又可聽到精準的表現，而建立在主音的三和弦是全曲的中心位置，用對比的力度及和聲的織度來表現聲音的立體感，強烈感受到一股渴望自由的巨浪。

此外，指揮索得柏格（Sofia Söderberg）也是一位活躍的作曲家，並且對鋼琴、管風琴、聲樂、巴洛克大提琴皆學有專精，也因此能將純男聲雕琢成細膩的聲響，她用心呵護音樂的氣韻，在平靜中流露情感，直搗音樂的核心價值，讓觀眾感受到了「頓悟」的喜悅。

而團員中有兩位作曲家的作品在音樂會中呈現，分別是傅雷德伯格的《人權家園》及達爾格倫的《戰爭不是因我而起》，充分發揮年輕自信的音樂風格，善用男聲合唱的密集和聲特性，在維持傳統的作曲技法中，營造許多聲響上自由伸展的空間，用和聲調配出「墨分五色」的層次感，用節奏推敲出歌詞的語韻，聲部之間不斷的旋轉、流動、堆疊、開展。也正因為這個團作曲人才濟濟，除了紮實的聲樂訓練外，能夠清楚的分析樂曲的結構及脈絡，絕對是他們的致勝關鍵之一。

如前述，男聲合唱的曲目安排比混聲合唱更具挑戰性，整場音樂會除了幾首托密斯作品外，再加上二十世紀作曲家們的作品及瑞典傳統民謠編曲，對於觀眾的接受度必有一定程度的挑戰，但他們堅持用歌聲征服世界，帶領大家一同開啟全新的視野，用理性的宣言交織情感的詮釋，與觀眾產生共鳴。

聯演團體淡江合唱團在這場音樂會雖是扮演「綠葉」的角色，但仍佔一定比例的「戲份」。筆者認為應可用貼近音樂會的主軸來安排曲目，畢竟淡江合唱團為混聲團，若能與純男聲團的音樂訴求前後呼應，對於音樂會的整體感必有加分作用。

那一晚在音樂廳，我們不僅見證史旺宏歌手用具啟發力、藝術性、技巧性的歌聲再次定義了生存的自由、尊嚴、平等重要性，其中的安可曲之一《來吧! 我親愛的甜心》，改編自中世紀吟遊詩人亞當‧德拉哈利（Adam de la Halle, 1237-1288）的輪旋曲《羅賓與瑪麗安的嬉戲》(Le Jeu de Robin et de Marion)，除了向早期音樂致敬的意味濃厚外，編曲者薛伯 (Carl Schreiber) 在主音風格中的和聲架構，更說明了生存的意義是生而自由、平等，更有如磐石般堅不可摧的愛，勝過所有的船堅砲利。如同名為「生存」的二段體的音樂形式，在歷經分歧 (digression) 的中間樂段後翩然回歸，當主題再現時，早已昇華為「超越生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