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靜沂（專案評論人）

此次TAI身體劇場與印尼艾可舞團的演出，分為時間較短、雙人舞的《AriAri》與劇情跌宕起伏的《Ita》，各由印尼編舞家艾可．蘇布利陽托（Eko Supriyanto）和台灣編舞家瓦旦．督喜創作，呈現迥異的風格，及交換舞團合作的張力之餘，隔著休息時間觀賞，也感到彼此獨立又能相互參照的某種聯繫。

《AriAri》：南島山林中的雙人舞

整體而言，《AriAri》為默契十足、幾個段落相互連貫的雙人舞，視覺、聽覺的設計與整體呈現給出神秘與陌生感。相較過往觀賞TAI身體劇場其他舞作，筆者感到此次的編制似乎更加大膽——舞作僅由兩名舞者完成，因而，就如同觀賞奧運花滑雙人長曲，觀眾的目光始終聚焦在兩位舞者身上。

舞作一開始，身穿紅衣的舞者接連出場——短髮、紅色長衫的李偉雄（Piya Talaliman），及綁著高馬尾，紅衫下襬點綴柔美紅紗的徐智文（Temu Masin）。開場不久，後者將身體輕巧環掛到前者身上時，或也預告接下來的演出中，兩人彼此連動，同時也開啟觀眾對兩人關係的無邊想像：他們是怎樣的夥伴？有著怎樣的羈絆與情感連結？

AriAri（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李佳曄）

由於舞者沒有表達口說言語，卻宛若心有靈犀般「溝通」無礙，彷彿存在「看」不見的連結，呼應舞作「ari-ari」——「胎盤」的意涵【1】。只是其中的情感質地，並非以直白的方式袒露在外，而是藉著保留的表現手法，引發神祕感並形成張力，讓觀眾在宛若局外人的狀態下，因為好奇而不知不覺繼續跟下去。

就在觀看如此默契十足，時而奔放、時而放緩的舞蹈之際，腦中也浮現了關於他們是誰？身在何處又將往何處？等思量。基於TAI身體劇場與原住民文化的連結，及舞碼前段的印尼吟唱、恍若口簧琴的混音，舞者的紅衣（雖無圖紋，但色系近似紋面族群），彎著身子隨音樂舞動，讓人宛若置身叢林的暗紅色舞台燈光，還有編舞家來自的印尼國度，都讓人把舞作營造的「背景時空」朝印尼雨林或台灣山林方面聯想。

但有意思的是，就如同印尼國度本身滋養出幾百種南島民族語言文化，而我們台灣觀眾少有機會實際接觸；因而先遑論編舞家如何把他熟悉的語言文化編入其中、返本開新，以及台灣原住民的舞者如何用自己的感官與肢體詮釋。較為明顯的感受是，於此深邃的「陌生與不確定」中，筆者觀舞時也恍若深入文化的叢林，無法輕易根據單一或少數的元素，輕易辨別或定錨舞作與特定族群的連結，因而感到這彷彿是來自異國的編舞家給觀眾的功課或禮物，讓我們放下大腦，用心感受，盡可能沉浸其中。

不過，於此宛若深入南島叢林的舞碼中，仍可以感到舞者「跟隨」音樂節奏而行，就像南島語族的原住民獵人、先人在山林工作、打獵、作戰時，常以夢占、聆聽鳥鳴判斷吉凶。只是在蘇布利陽托的編舞中，處理文化符碼時採取更抽象的手法，保留探索空間，讓觀眾對台灣、印尼的原住民文化開展各自的想像與理解，在身體與音樂律動的過程中，只能更自然與自由地感受不同族群之間人們的連結。這樣的作法，與英國攝影師 Jimmy Nelson 以「西方科技之眼」的高清鏡頭為原住民留下肖像，並讓族人以穿著傳統服飾的肖像出現在攝影集中大相逕庭。因為，大量販售古老形象的攝影集也許會讓更多人以為，多數原住民還活在十九世紀的部落生活，甚至可能導致在世界各地生活的原住民族人面臨「你不夠原住民」的質疑。因而蘇布利陽托的舞碼，某方面可謂解放了不少族人朋友的焦慮，並讓非族人的觀眾看到，當今的原住民經常是各式各樣，沒有也不必被框限在其他族群的想像中。

感官解讀舞作的聯想

筆者認為，蘇布利陽托著重直觀、感官，丟掉理性、分析，似乎想帶領觀眾從自己的「五感」出發接觸文化藝術，如此取徑，或也更吻合舞蹈這種凸顯身體性的藝術形式。

於此，觀眾難以理性「解碼」舞蹈的敘事之際，卻又透過些許段落連結真實世界。比如有一幕，當舞者隨著唧唧蟬聲般的音樂加快舞步，則宛如在山林熟門熟路地行進。以及另一段，原先的音樂突然靜默，彷彿有事要發生，接著卻透過舞者的肢體，讓人感到或許為大地乾涸、族人祈雨的情節。舞作後段，舞者的關係藉由手拉手、腿勾腿等肢體語言，嶄露比前段的相互跟隨、對峙，更為和諧、緊密的關係。

AriAri（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李佳曄）

換言之，由於音樂在此齣舞碼中扮演形塑時空背景的角色。在似為頌缽音樂、縈繞深邃的底蘊下，搭配擬仿的鼻笛聲與族語吟唱時，宛若置身台灣深山；搭配笛聲等東方樂器，舞者近似打拳的動作時，形成有如德國音樂人 TheFatRat 融入東方奇幻與行進感的〈Origin〉、〈Pride & Fear〉等電子音樂，令人恍若身處南島叢林。即使不知道這些聯想距離編舞家創作的原意多遠，但如此縈繞抽象、古老又現代的觀舞經驗，確實跳脫了筆者對於現代舞及原民樂舞的想像，打開了一些可能。

《Ita》：當我們同在一條船上遭受磨練

中場休息後緊接著演出的《Ita》【2】，相較下選擇了較為易懂的呈現手法。開演後不久，宛如大船甲板或港邊或迪斯可舞廳的舞台出現在台前，搭配好似大船引擎低鳴聲的震動【3】，讓觀眾宛如置身沉浸式劇場，跟著船員在風浪很大的甲板上飄搖擺盪。

除了開場音樂迥異於前一齣舞碼，舞台燈光也相當有趣地呈現與《AriAri》對比的亮綠色；尤其舞者們的舞衣縫著亮綠、深綠相間的亮片，令筆者想到在漁市場與影像上看過的魚鱗色澤與質地。或也因此，再搭配帶來些許壓迫感的黑網，筆者對於舞者扮演的角色處境，開展出「俎上肉」之類的聯想。

Ita（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李佳曄）

在舞碼前段，女舞者羅媛（maya' a taboeh hayawan）站在舞台前方、宛若大船船首處，說出了「沉重」、「後退」、「與萬物一體」等關鍵提詞，搭配幾位舞者接連朝舞台左後方的隆起處衝刺，卻接連滑落高台的悲慘畫面，似乎能與那種心中抱持理念、朝目標鞠躬盡瘁，卻不得要領的心境相互參照。舞者的滑落，也讓人想起前陣子觀看冬奧滑雪「坡面障礙技巧賽」的心情，挑戰者滑落總讓觀眾跟著揪心扼腕。

當一個個滑落坡面的舞者來到舞台前方，在宛若舞廳的音樂下以舞步彼此激勵，之後終於以團體的方式，順利爬上坡面最高處。只不過，當舞者因為接連登上預想的峰頂而鬆一口氣，並在「下山」後紛紛累倒時，較其他舞者稍慢一步登頂的潘巴奈（Pan Panay）卻在此刻，以身體開展對「目標」、「成功」的哲學思考：她以勝利者之姿，往返逡巡於舞台上、象徵高峰的隆起處，宛若找尋意義，也宛若實質的「登頂」並不能令其真的滿足。她眺望的眼光令人想起，某些時刻，我們抵達預想的目標，卻不想就此停下，而是急於找尋下個目標，同時也不確定自己身在何處。

過程中，潘巴奈的肢體語言表現讓筆者備感對成功狀態的生疏，因而接下來她再度提詞，接連說出：「戀愛的感覺」、「不想忘記」、「好了就好了」等潛台詞時，博得觀眾一笑，也頗得筆者共鳴——達到預設的「目標」時，總有些時候，心情不是苦盡甘來、以自己為傲，而是多少帶著「冒牌者情節」（Imposter Syndrome）的心情。此刻舞者格外「眷戀舞台」，或也蘊含著不敢相信自己「夢想成真」，已經準備好往前邁進的複雜心思。

黑網的意涵，轉化危機的能量

舞碼後段，籠罩舞台上空的黑網存在感增強；觀舞過程中，筆者感到每次黑網下降都帶著可能吞噬人們的壓迫感，也恍若面臨種種威脅的小人物在現實生活中背負壓力、遭受威脅，可能一不小心就被壓垮。

Ita（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李佳曄）

只不過，舞者們歷經方才的磨練後，似乎也慢慢摸索出與黑網共存的方式：黑網貼近地面時，舞者以優美舞姿鑽滾到網下，免於被捲入黑暗中。到了更後段，舞者化被動為主動，將黑網捲到身上，宛如穿上一襲神秘的黑洋裝。如此情節也產生了激勵之效——面臨挑戰時，若能以巧手化危機為轉機，或許生命可以走出漂亮的一條路。

此後，黑網不再成為威脅或恐懼焦點，轉而則是在一次舞者的共舞中，兩名女舞者的時而對峙、時而共舞，成為眾人的關注。即使後來些微緊張的情勢因眾人的共舞而消解，但這樣的安排也不禁讓人回顧自身過往的人際經驗，總有那麼一些緊張時刻，也是透過團體的力量，才讓人們之間有了更多溝通與化解誤會的可能。舞碼最後，印尼男舞者戴墨鏡到台前耍帥獨舞的情節，肢體語言真摯討喜。

回想舞台上的「那艘大船」，除了因為舞台設計與編舞家的田野調查，給出些許關於遠洋漁工處境的聯想外【4】，或也隱喻著身處台灣這座高山島嶼的我們，每天面臨工作、疫情、政治、族群、個人目標等個體與集體的磨練與焦慮；如同攀登百岳高山，多數時候都需借助他人的鼓舞、幫忙與力量，才能找到適合的路徑，在幸運之神的眷顧下抵達心中嚮往的所在。

註解：

1、根據節目單，ari-ari 在編舞家的爪哇母語中，是胎盤／胎兒與母親最親密的聯繫之意，也是替每位新生兒指定精神上的雙胞胎，成為一生守護他們的天使。
2、根據節目單，Ita 是編舞家母語——太魯閣族語中——「我們」的意思，包含所有的人。
3、音樂設計上強調「共振」，希望可以使舞者、觀眾產生身體上的震動感。或許是這種低頻強烈的震動，聯想引擎聲。
4、演後座談，編舞家在回應觀眾提問時有提到：疫情之前的世界，全人類似乎都面臨著資本主義式的，勞動的、跨國的、流動的束縛與操控。藝術家在這些縫隙中，用自己的方式尋找到新的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