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巧劇團與臺灣豫劇團這次打著「傳統豫劇」與「現代戲劇」結合的旗號，混合兩種表演美學演出一齣宣稱以契訶夫（Anton Chekhov）經典小說《第六病房》（Палата № 6、Ward No.6）為基底改編的作品——《未來處方箋》。《未來處方箋》一劇設定於一個假想的未來世界，AI人工智慧全面掌管人類生活，人類依照優生學原則被劃分為「幸福人」與「高智人」（兩者的差別並沒有在劇中說明清楚，但可以推斷應為一般人與菁英）。主角安醫師作為「高智人」的身份，專門負責修理故障的「幸福人」，而故事就在安醫師遇上編號2537病人，並漸漸對他產生興趣開展。這裡很顯然借用了《第六病房》的設定，包括故事的走向和結局都可大致窺見《第六病房》的影子。大體而言，《未來處方箋》試圖借由一個未來烏托邦，配合《第六病房》的框架，對於文明世界的未來提出質疑。

借用科幻故事的設定對於現代文明進步論的烏批邦想像進行批判，並不是新穎的手法，不少反烏托邦作品如《美麗新世界》（Bravey New World）都是這一脈絡的老祖宗。基本上這一譜系的作品都建立在一個以現代為出發點，以現代的科技發展方向作為想像的基調下，指出這樣的進步方向可能是具有問題的。於是，有沒有成功對於現代性進行有效的批判，就是此類作品非常重要的工作。《未來處方箋》算是成功拉出了幾個當代發展的問題，例如人工智能取代人類的職責、受現代科學知識和理性邏輯下控管的生命，以及文明對於舊世界的遺棄等，都是成功被《未來處方箋》帶出的問題。

然而，原本在借用《第六病房》的架構下，病人理應提出問題的所在，透過一次又一次與醫生的交鋒，把對於生命的辯證帶至高峰，《未來處方箋》則未達成這一點。透過安醫師一次又一次與病人2537的接觸中，觀眾所能看到的就只有2537試圖藉《楚辭》中的〈山鬼〉，表現出一種對象不明的懷思之情──〈山鬼〉本來描繪了山鬼與一名男子之間相戀又不能再相見的情感，劇中所引的幾句，則是表達了男子回想與山鬼以往的快樂時光，還有現在無法與山鬼相見的孤寂感。我們也許可將其視作2537懷念以往的日子，卻無法再回到從前的愁思；但劇中並沒有提及2537過往的故事，也未對2537為何對於現代文明有如此大的反彈有更深入的探討。於是，身為觀眾的我們根本無法體會2537何以藉新加入的唱段，高喊現在的情感「全是騙局」，而只看到了一種對象不明的愁思。

《未來處方箋》把劇中的情感與故事明確分離：情感層面的處理全交給戲曲表現，而故事仍是以寫實敘事作為主導。但，兩者之間卻沒有有效的連結和結合，寫實敘事也未提供足夠支撐〈山鬼〉的情感基礎，而〈山鬼〉本身也不處理敘事的問題，導致觀眾根本無法體會劇中角色的情感，更遑論對文明演化的未來進行批判。

當我們在談論對於文明未來的問題和恐懼時，現代性顯然是不可缺席的核心之一；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劇中呈現的科幻未來正是現代文明進化論的其中一個可能結果。然而，《未來處方箋》卻未深入處理現代性，而停留在表象的層次，淺淺帶過；以致於作品本身根本無法對未來文明提供有效的批判，甚至只能回到一種人性主義主導的道德討論上。例如劇中最核心的衝突是未來的優生學導致了人的出生是被選擇和排除，而優生學正牽扯了一整套現代理性科學知識所造就的演化理論，但劇中對於優生學的批判卻淺淺帶過，劇中人物也未提出有效的質疑。至於，安醫師最後雖對優生學表現了強烈反彈，卻未見具體理由。對於觀眾而言，不能推行優生學選擇的原因就僅是道德上的無法接受（也就是今天我們對於優生學的討論層面），未有針對科學知識基礎提出任何一點有效質疑。此作的問題恐怕不僅在無法批判現代性，而是編劇在進行科技文明的批判時，卻未有發現作品本身也同時正在現代性提供的框架上打轉，且犯下自己批判的問題。人的未來和生活即使是被選擇的，難道生活在這個框架下的人就不算自由嗎？那樣的幸福難道就不算幸福嗎？另一方面是，機械人產生了疑似人性的情感，難道不能作為人看待嗎？《未來處方箋》的否定顯然太快了，而這些問題沒有經過有效辯證就得出了答案，編劇對於未來人類的自由和選擇權被置放於人工智慧（科學的演化極致）手上抱持否定的態度。明顯可見的是，編劇很直接的有了一個對於人的想像答案，以致於這一切問題都不需要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這樣的想像正是現代性所提供的道德想像。因此，創作本身根本就無法進行對於科技文明的根本批判，而只是呈現出對於現代性框架內道德與文明的秤重，無法跳出現代性的框架，導致一切的批判都顯得無力。

從更根本的角度而言，製作團隊打著「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旗號本身就預視了本劇無力對於文明的未來提供一個新的思考。「傳統」的本身就是「現代性二分的暴力邏輯」下的產物──傳統的本質很可能不是過去的。本劇卻對於這點未提出任何質疑，不僅當作是宣傳的旗號，甚至在劇中表現了不少對於回溯傳統的懷古情感（甚至是安醫師對2537感興趣的根本原因），恐怕就證明了製作團隊對於傳統——現代——未來的線性演化邏輯的信任，也沒有足夠質疑於現代性的本身，以致於最後對於文明未來的批判，只能回到一種現代性框架中的「人性至上」的道德想像中找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