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由德國美學家Hans Robert Jauss提出接受美學(Receptional Aesthetic)中，認為美學核心應由感受者(觀眾)出發，從美感訊息的接收出發。換言之，如果一個作品沒有人閱讀，它就只是半成品。這暗示著一件事情，或許我們可以不再按照歷史客觀脈絡爬梳對應批評的線索，而是透過文本作為審美訊息的載體，以創作者、作品、觀眾之間的交流互動，完成一次審美的體驗。而這次《不萬能喜劇》(以下簡稱本作品)高速地打破慣常的作品內部完整性，取而代之的是劇場符號與字詞無止盡的蔓延、蔓延。對筆者而言，除了無法言說的現場混亂與直觀性的美感經驗外，本作品最核心的審美座標，或許應該定位在更豐富的交流中。

這作品到底在談些什麼？這問題第一時間或許會占領我們的注意，而作品開宗明義便已透過表演者李梓揚表達創作團隊意圖，「創作團隊將今日所見所感透過即興方式拼接而成，作為一殘暴且溫柔的青春詩篇(大意)。」而旋即，本作品將劇場存有的長期核心，「劇場作品如何反應社會？如何透過劇場尋找人生的答案/可能的方法？」種種挑戰透過「萬能與否」的字卡辯證轉向為「社會如何建構劇場？現象如何反映於劇場？」的逆向提問，劇場不再是作品的終點，當你走在商場裡、在騎樓下「不萬能喜劇」隨處可見，劇場是否有別於餐桌或捷運車廂成了關鍵。於此，我們很難在單純的虛實對位間、議題鋪陳與著力面向上多所批評與提問，劇場的價值判准或許在本作品裡已經轉向。

我們疑惑於多方符號流動的不穩定性同時，或許我們還是可以對導演的策略有所想像。在本作品裡，我們似乎不再看見「表演」後看見「人」；而是看見「人」而後重新思考「表演」。表演者不僅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更需要跨過一條隱形的界線去扮演自己，表演者在台上是否需要跟觀眾「交流」也成了疑問，表演者透過表演技術傳遞的訊息是否有效也不再囊括的範疇裡，台上與台下的界線極度模糊，觀者投入與疏離都成了兩難。換一角度，「諸眾」的現象式分析在此也容易落得毫無用處，這些表演者不算是素人，卻也不是對於導演劇場美學的精準的執行，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展示台。

隨著換景的時間被刻意放大(一次完整的翼幕懸掛長達四分多鐘、幾次長達一分鐘的換景後尋找一個可能的畫面、好幾次沒有辦法閱讀的表演者上場下場)，劇場的流動不再於強調什麼該看什麼？什麼是焦點？更多時間，作品消弭了常見的觀賞經驗，剩下的就是接受、接受、接受了。

而作品在此處產生有趣的狀態，借美學家Arthur C. Dante於《在藝術終結之後》所說，在這個什麼都可以成為藝術的年代，一切價值判準均已無效下，我們期待的究竟是樹立一套新的美學判準，持續對作品進行價值判斷？或是，我們已經走向一個全面論述的藝術年代？換言之，藝術作品的價值在於論述、在於評析？它已經無關好與壞，成功與否。本作品輕易地跨過了這層界線，而將它推展至極致的完美策略，便是將一切閱讀線索消隱在曖昧與混雜中，「看懂或不」已經不再是關鍵，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閱讀？如何與自身經驗產生新的文本？這樣的推論下，似乎也讓常現的表演藝術評論出現困境，我們透過什麼角度閱讀，這些角度是否就蘊含準則？若非這些準則讓我們成為一群具有美學批判能力的觀者，那又是什麼讓我們感知發生後尋求評價？我們看到近日許多對於本作品的正面評價，放在他作品中都瞬間成了缺點：實驗、前衛、意旨模糊、語焉不詳(隨後附上但精彩)諸如此類的巨大括號中。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特別對於台灣這個很難有重演機會的劇場環境，究竟是消費？還是蓋棺論定？

在一片模糊的風景中，最後，歌手謝和弦是否真的過世？是我在欣賞完本作品後的唯一一個提問。返家後，快速google該歌手訊息，發現最近一則出現於8月31日，內容多半為歌手謝和弦由家人證實有躁鬱症，家人將他送進療養院，之後再無任何新聞。我非常擔心在作品中所揭露的陳述為真(因為確實存在可能性)。於筆者而言，這或許是一個作品道德問題。創作者有沒有資格公布他人死訊？或說，創作者有沒有能力在劇場理陳述一個大眾仍未知的事實？在暴力的大眾媒體還沒公布訊息前率先成為傳播媒介。如果透過一個秘密去完整作品的驚嘆指數，是否符合道德？但若不是真實，那麼死了誰似乎都無傷大雅。我迫不及待向創作團隊求證，得到的結果是「假的」。謝和弦作為散落符號的其中一員，被觀者慎重其事的「誤讀」了，成了筆者這次觀賞經驗中最精彩也最值得細細品嘗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