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智性的渣滓,重估非理性的意義《莎喲娜啦》(溪北場)

張敦智 (特約評論人)

戲劇
2019-09-03
演出
某某某的工具箱劇團
時間
2019/08/25 18:00
地點
宜蘭縣礁溪鄉武聖廟前廣場

戲劇作品與它的觀眾之間有沒有可能更沒有藩籬?這是1960年代,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所思考的問題。當十九世紀的華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實踐了一種凝固、莊嚴的時空場域,意圖讓觀眾在漆黑劇場裡,體會創作者以聲光、表演所展開的內在全景,久而久之,它成為使觀眾在這門強調現場性的藝術裡全然噤聲的形式。那麼,該如何最大程度擾動、重新激起此停滯關係的漣漪?在劇場形式勃發的1960年代,成為迫切的問題。另一方面,這個問題展示的焦慮是,現代戲劇精神有無可能藉由形式思考,返回其起源時期,那狂亂城市酒神祭裡,備受推崇的戴奧尼瑟斯精神?透過理性秩序被懸置的癲狂裡,催生了一種發言與詮釋權的平等。《莎喲娜啦》的辦桌形式,恰好呼應了此思考脈絡。

互動、參與之於作品的重要性,從創作者安排的篇幅與力道可窺知一二。以宮廟前廣場作為演出場地、僅限晚間的演出場次(遠離日光)、距演出地三十米外,便可聽見重低音喇叭節奏的撩撥、裝在辣妹檳榔盒裡的節目單、演員華麗的亮片裝扮與衣服、不斷站上圓凳的熱舞、熱騰騰的辦桌菜餚等,一切元素共同指出,作品以非強迫觀眾的方式,意圖透過製作方一己之力,試圖營造一種理性與秩序被暫停的同樂式世界。接下來,琳瑯滿目的不同主題開始穿插其中:拿筷子拿越高嫁越遠的迷信、廢死議題、布袋戲、二龍競渡由來、大陳島撤退等。隨著議題增加,置身作品中依然抱持警覺與疏離的觀眾(那亦是不同議題所挑起的意識),開始面臨一道智性上的問題:作品透過這些組合,試圖對自己展示、重新盤整出何種全體景觀?

演後閒聊裡,主要編創者兼製作人劉銘傑提到,創作發想於為推廣藝文活動舉辦的工作坊;作為發表,試圖把青少年學員感興趣的議題,共同放入一場演出。為達成此目的,辦桌成為其很快想到的手段。將此背景與演出內容扣合,那麼,前述那道智性上的問題,很可能注定難以得到妥善地回答。因為,無論從創作淵源、或「作者已死」的剖析角度,確實都找不到可以將各種議題串聯為整體世界觀的詮釋。這並不意外。因為,其中每個議題很可能都具備由單一齣戲盡力擴張,才可能包覆起較完整詮釋與意義的容量;尤其廢死議題,與地方歷史結合的二龍競渡由來、布袋戲發展、大陳島撤退等更是如此。然而,當每個議題僅能分配十到二十分鐘,各自蜻蜓點水的結果,或許也在創作者意料之中。這並不代表它完全沒有意義,精確來說,情況是:演出之於創作者的意義,遠大於純觀眾方(地方民眾與親友除外,大抵上,程度隨與製作人員關係的親密度呈正比)。

儘管如此,演出依然對所有人無差別地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使一個矛盾的問題浮現出來:如果對純粹觀眾而言,智性上的收穫難以滿足,那麼如何界定、看待那些非理性的、感性與感官層面難以否認的銘刻?這不宜簡單否定為虛無,相反地──由於實在罕見,所以機會難得:一齣戲在智性上的給予,與感性的給予,如此懸殊──因此,正視此問題,意味著從非理性視野出發,重新探索人對戲劇究竟抱持何種想像與期待?為了理解這件事,筆者決定以增補方式思考:想像另一種理想狀況,《莎喲娜啦》在智性上的成功,與感性完全並駕齊驅,那將是個不可思議的經驗。那將證明,在癲狂、混亂的行動間,人對於世界,真的有重新被自己與周邊人事物關係重新啟蒙的可能。如此感性與智性高度疊加的銘刻所形成的影響,勢必比眼下版本的《莎喲娜啦》更難以抹去。

那真的可能,就可以完整回應謝喜納的目標了(儘管他當時針對打破藩籬的思考,可能尚未觸及如此形而上的哲學層面)。在一種酒神式的瘋狂與平等裡,感性經驗的渲染增強了智性層面的刺激。因此,在演出方與觀眾方都十足「在場」(present)、打開一切感受力的條件下,戲劇裡的戴奧尼瑟斯與阿波羅神同台現形。宮廟廣場前的演出,很可能因此帶領觀眾重返現代戲劇脈絡裡,古希臘露天劇場那種可恣意飲酒、喧嘩、同時思考的精神。

藉此,我們重新發現了非理性體驗(感性、感官)之於戲劇裡的位置。對於為何而演、為何觀看之屬的提問,它摒除了哲學式的理性回答,而侵入式地佔領時間,並賦予意義。那麼,對任何戲劇演出的評價,就可以簡單劃分為理性與非理性層次的滿足。當然,它們之間並非涇渭分明,而是彼此連通;就像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能藉刺激思考,回應觀眾由感性產生,卻須以理性手段解決的問題一樣。它也同時回應,那種在智性上展現高度縝密與野心,卻無法說服人的作品,在特定面向展現的貧瘠,以及為何儘管一絲不苟,仍可能造成理解經驗的傾斜與疏離。因為,所有哲學、智識、與理性可能終究還是非理性需求下的衍生物。形而上的位階裡,非理性更加基礎。愛、感性、感官、生存。全然抽離這些,一切言談與表現仍將無所適從。

《莎喲娜啦》在觀演現場展示的,便是在當代時空裡呈現「非理性」壓倒性存在的狀態。當然,從製作方內部來看,更加珍貴的是田野踏查過程得到的收穫,以及從辦藝文工作坊給青少年的時期起所激起的互動、人際關係與思考漣漪。在演出背後,那是另一不為觀眾所知的世界。在幕前,它成為很好的載體,幫助我們重新評估理性與非理性的關係,以及如果可以這樣討論──後者有什麼「意義」?那是難以靠邏輯與理性話語收攝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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