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影視媒體的發達，無論紀錄報導式或虛構劇情式的「返回犯罪現場」不斷出現於現代視聽，幾乎氾濫，但永遠受歡迎。然而犯罪現場是真的可以返回的嗎？《燕子》以劇場的現場性領你直逼這個迷思。

入場前先簽切結書，預告其中內容不會令人舒服，或許超過你的道德尺度，但請勿因此阻礙演出進行。兩年前我在位於萬華的曉劇場藝文空間看過首演，雖是難得誠實而震撼力十足的好作品，但痛苦的感覺使我第一個想法是逃避、不願重溫。當我坐在劇場高度及寬度都數倍於曉劇場的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裡，也無法避免將兩版拿來比較，越想忘記就越清晰。

從進實驗劇場的電梯口，觀眾已經進入劇中情境，先是坐在犯罪報導畫面前默然的犯人，尖銳的記者提問自身後傳來，讓人突然自己已發覺置身其中。滿佈著綁架撕票姦殺新聞剪報，一路鋪天蓋地，從一樓蔓延至三樓。分兩邊坐的觀眾席，中間隔一條走道，兩端各自是受害者與加害人實際上涇渭分明的住所，形成一種有趣的空間隱喻：真相至少有兩極，你是坐得離受害者近一點兒、還是離加害人近一點兒，是否即意味著觀點所在？

這一版加入記者角色，他們就坐在離受害者最近的一端，不時提問打斷劇情，神經質地抽搐造成一種超現實的感覺，基本上是誇張渲染式的演繹法((可能時下媒體流行的報導方式即如此)，這與兩端發生的事件本質駭人而低抑真實處理方向，有所牴牾。兩年前劇場本就在地下室，天生的壓迫感使幽閉禁絕自然合理，由於犯罪太逼真，當時我甚至必須撇過頭去，藉鏡子的折射避免直視。在這個新的演出空間，一牆鏡子依然有，但已無同樣效果，在此反而變成觀眾視線受阻部分的補充。

受害者之母房間的一盞立燈(現場組合頗有「建構」現場的意味)是簡要精到的設計，燈光照出的側影就打在立牆一幅白紙上，形單影孤。受害者的鐵鍊在地上拖動的聲音，造成人心上巨大壓力，同劇中人一般不得釋放。這部戲的難得是同時呈現被害者和加害者的立場，兩邊渴望之強，恐懼、煎熬都旗鼓相當，只是目標如此你死我亡，絕無溝通可能。無同感的社會，直如人間煉獄。此時若受害者與加害人兩端的壓力互相凌越，間不容隙地層層疊加、令人難以喘息，那麼終於突破界線的一刻就會形成洗滌般的衝擊。藉著王菲的輕柔歌唱，造成一種超越性的想像，如果所有人能同唱一首歌，或許心靈也就有可能越界而和解。歌聲結束回到現實，幻想只是幻想。母親甚至供起佛桌，自我安撫。結尾新聞報導聲勾起進場時剪報塚的意象，結局已不言可喻。

演員的口條功夫在嘶喊咆哮之際最為考驗，看戲最怕演員情緒一激動話語就糊成一團。飾加害人的蕭景馨怎麼耍狠都看得出本是一個體格高挑、眉目清秀的大學青年，如果能呈現長期困居社會底層，滋養邊緣性格的人物質感，相信會更有說服力。飾演母親的曾珮時而逸出情境之外的演法，在極近的距離下或許可行，但在戲劇張力有稀釋之虞的空間，任何情緒飄閃和猶疑都是危險的。

大體來說這還是一部誠實可敬的作品，雖然也遊走被指控消費犯罪的剃刀邊緣，但我認為就最少詮釋的裸裎「犯罪現場」，它難能可貴地揭露當代人無解的道德困境：不管地球村彼此資訊交流再怎麼發達，人類彼此關切、感同身受的能力卻不能同步躍進，因此對地球各地的真實悲慘，絕大部分的閱聽眾只能選擇消費性的接受、符號式的閱讀，麻痺感覺，繼續生活。比起兩年前，實驗劇場版的《燕子》放輕加害人與受害者心理的彼此煎熬，增加某些象徵救贖的儀式，彼此安慰的場面。但實際上誰也不可能避免這樣的麻木不仁，自我安慰可以，但救贖之路絕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