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故鄉明,土是故鄉調——朱宗慶2019擊樂劇場《泥巴》

顏采騰 (專案評論人)

音樂
2019-12-04
演出
朱宗慶打擊樂團
時間
2019/11/30 14:30
地點
臺北城市舞台

打擊樂——和歌唱同樣是人類歷史中最古老原始的音樂型態,至今仍和我們的生活緊密地結合:凡舉走路、碰觸事物,甚至是心跳,這些有序或無序的聲響都可視為打擊樂音的一部分。這些聲響的原始性、普遍性,最能夠喚醒眾人心裡的共同情治。而這次,朱宗慶打擊樂團的全新製作《泥巴》,將每個人潛在的打擊細胞與臺灣的世代記憶結合,製成了一部滿懷土地情感的音樂劇場。

《泥巴》的故事取材於陶瓷公司董事長林光清及他的家鄉苗栗蘆竹湳的家族故事。在當時,許多成長於農村的人,為了追求理想而離鄉背井到大城市「打拼」,卻又滿心地懷念家鄉。《泥巴》即是在這樣的複雜情懷下發展開枝的。

說是音樂劇場,但其實《泥巴》並沒有實際的完整故事線,每個段落反倒是像不同的情境凝視(如起厝的過程、離鄉的打拼)。朱宗慶的前一製作《木蘭》的原始文本是家喻戶曉的,因此即使抽去故事軸線而只雕琢特定場景,觀眾依然能在心中自行填入故事架構。但相同的手法搬到《泥巴》,對於不同世代的觀眾,則少了一層共感(如出生、成長於都市,對於農村的印象遙遠而陌生,八年級後段生的我),對於此製作就僅僅流於消逝世代的緬懷而已。但即使如此,當我們捨棄「音樂劇場」刁鑽的定義,而是視《泥巴》為複合式的音樂作品,當中的音樂元素便足以使人感動萬分。

擊樂最有利之處在於:敲擊的節奏、韻律是最單純的音樂型態,觀眾不必具有任何的音樂知識背景,即能被敲擊的聲響緊緊地抓住內心。同時,木琴、鐵琴等鍵盤樂器能奏出旋律與和聲,可以用來模仿歌唱的旋律、抑或是描繪更深層的人類情感。僅僅透過節奏——旋律兩者的相輔相成,音樂的所有面向便幾乎無所不包了。在這裡,僅僅是將「泥土」、與「世代記憶」兩者與音樂揉合,《泥巴》的成功元素已然成形。

《泥巴》中音樂的百變面向,其一是「非樂器/傳統元素的音樂化」:如在第一段中,磚頭、與蘆竹湳泥土製的陶壺被當作樂器敲擊聲響,時而應和演員的對話,甚至以交互獨奏、齊奏的方式模仿了群體談笑風聲的樣貌……;而在年輕的男子離鄉打拼的場景,樂手「奔跑」的韻律腳步聲亦成為有序的音樂,成為該段落的核心元素;之後的淘沙高低音聲響,乃至於水桶打擊的大齊奏更是使人驚艷萬分。《泥巴》喚醒了這些歷史、文化、生活裡元素的音樂潛能,透過樂音讓聽眾重新喚醒自己沈睡的過往回憶與底蘊。

第二,是樂器倒過來模仿自然的「反向模仿」:如前段提到的陶壺(精確地說,是仿巫毒鼓 ùdù)模仿村里眾人的閒話家常、奔跑段落也中用了類似風箱的器具仿聲男子疲累的喘息;隨後小鼓以其響弦緊實的聲音取代了真實的奔跑踏步聲,奏出結實如重踏在地的響亮聲響。至此,我們不得不佩服作曲家對於樂器聲音的創造力與聯想力,同時也對演奏家製造多元聲響的能力欽佩有加。

最後,則是「音樂對抽象概念的描繪能力」:兩臺如烽火臺般高架著的雙層樂器架,頂端有人演奏著氣勢萬鈞的鼓組,底下配著大量群眾接替敲擊鑼等器樂,樂器臺不斷地在舞臺上環繞、形成了情緒高亢的張力——好似象徵著造房時的艱辛與勞動。而貫穿作品的另一元素「月亮」則藏在舞臺較深處,用輕柔溫和的樂音代表了農村夜晚的靜謐與溫柔。

在最後的段落,演奏家開始齊聲歌唱,兩個古老的音樂元素終於交會,唱和著本劇的高潮「上樑」,讓《泥巴》重新總結在普世的土地連結情感之中。音樂的多種風貌幾乎都被巧妙地交錯運用,形成了一個裡外兼備的作品。

不過,在《泥巴》中的音樂力有未逮的(也或許是作曲家巧妙避免的),是音樂輔佐敘事的能力。基於本身的特性,音樂或許並不適合作為敘事的工具,歷史上諸多的純器樂作品如理查史特勞斯《唐璜》(R. Strauss: Don Juan, Op. 20)、柴可夫斯基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幻想序曲》(P. I. Tchaikovsky: Romeo and Juliet, TH 42)等經典作品都無法完整呈現線性的敘事側面。但在《泥巴》中確實有純然的對白與自述,倘若音樂適時地在伴奏與主奏之間切換身份,搭配完整的故事線便會成為一個相當良好的敘事型音樂演出:如荀白克的《華沙生還者》(A. Schoenberg: A Survivor from Warsaw, Op. 46)與白遼士的《雷里奧》(H. Berlioz: Lélio, ou Le retour à la vie, Op. 14b)都含有敘事者(Narrator)的角色,是《泥巴》欲發展成完整的音樂劇場能相當程度參考學習的作品。但《泥巴》在實際呈現時刻意迴避了故事性的面向,藉以完整了音樂自身的主體性,是有收穫卻也有所犧牲的決定。

《泥巴》在音樂的成就自然不在話下,但要達成真正意義上的「音樂劇場」,還離理想略有差距。在目前身兼演員的演奏家,其演奏技術優良而可靠,但在演技與對白方面尚可再精進,故事的策劃亦應更加周詳。或許這樣的要求有些苛刻,但若要往後的製作擺脫「含有劇場潛力的複合性音樂作品」的囹圄,這些自我的辯證與跨界訓練是絕對必要的。又或者,基於音樂專業團體的立基點,重新找到「音樂劇場」外的嶄新自我定位,亦是可能的方向。

無論如何,《泥巴》為我們挖掘了音樂的最初樣態、和潛藏在裡頭的人類普世情感、同時也讓人「聽」見了早一輩臺灣人的純樸與打拼。歷經過的人聽到了回憶,年輕世代的人則看見了史脈。「『鄉』、『土』從來都密不可分」,《泥巴》是這樣告訴著我們的。

評論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