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韋樵（專案評論人）

《請問，有沒有便當？》，是由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主辦，並由劇場工作者，包括張瘠米、李晉杰、黃馨儀、何岡娗設計及操作關於「劇場工作者的勞權議題」之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在藝術產業裡，尤其是表演藝術圈，常處於被生活窘迫、自我剝削的狀態，甘願在薪資低廉、無合約規範、工作分配不均等拮据困頓的窘況下，還抱著以藝術當作實踐理想的工具，內心不斷的自我叩問：「為什麼還要繼續在劇場工作？」像劇中李晉杰發表的美好宣言，他想要做一齣令身邊的人刮目相看之作；何岡娗則是想當一名演員和觀眾進行深度的交流；而張瘠米也誇誇其談似的，想以劇場來改變階級與社會，卻遭到其他演員的嘲笑。既是自我嘲諷，頓時又出現了我們都不想面對的事實，在談「夢想」前，首先該談談此職業的實際狀況吧！

在黃馨儀擔任的丑客（Joker，也被譯作論壇的「引領者」）替觀眾報告了殘酷的事實：「百分之四十八的藝術工作者一個月薪資低於三萬，而這裡頭又有百分之七十八是劇場工作者。」【1】許多藝術工作者投入的工時高於台灣勞工的平均值，薪水卻低廉許多。難道這是藝術圈無可奈何的常態或病態，必然要迫使相關從業人員全然接受，還是它其實有被改變的契機？我們看到職業工會的企圖，其欲以論壇劇場的形式展開「改造」的可能性，觀眾在場域的邂逅之中，建立批判意識，並從各自生命經驗與觀點來往的承接及碰撞，反覆地尋求解決之道。然而，《請問，有沒有便當？》替我們上了一門「公民教育課」之餘，我們真的能夠透過這樣的「預演」，應用於社會的體制？尤其在這樣如此依賴人脈，又不能得罪「前輩」的圈子裡；每一次的生產背後，關係不平等的壓力與「共體時艱」的情緒勒索無所不在。

回溯巴西導演波瓦（Augusto Boal）發展的「論壇劇場」慣有形式，簡而言之，如同鍾喬所言是「以論壇作為對話機制的劇場」。【2】對話機制的建構，除了由丑客協領觀眾相互進行討論之餘，觀眾亦能在特定狀態下取代演員，發揮主觀的能動性而改變劇情，替受壓迫者行動與發聲，扭轉難以撼動的現況與兩難。團隊首先貼心地在正式展開討論之前，替觀眾安排了一齣在公車上的性騷擾情境劇，作為正戲之前的示範。觀眾對於這樣的情境而在一定程度了解下，便能夠取代受害者進而向壓迫者勇敢地抵制角色的不悅感。

進入正題，此戲編排了三幕劇，展現結構性壓迫的層層剝削問題。分別是資深導演高亞倪（張瘠米飾演）對年輕劇場人李康（李晉杰飾演）的軟性勸誘；李康不顧「非科班」女演員黃曉悅（何岡娗飾演），平常還要兼顧正職之難處，增加工作量和排練時段；最後卻是在疫情不可抗力情況下，慘澹的票房迫使高亞倪宣布停演，三人損失慘重，李康代墊的道具採購金拿不回來，就連劇場週的便當都要自己出錢，一切努力化為泡影。當然，這樣的例子看似極端，但當丑客向觀眾問到故事裡的寫實程度，一些在藝術工作的觀眾們是能夠感同身受，彼此同聲相應。

具體的搬演，將種種職業問題赤裸地呈現在眼前。爾後，論壇活動進入到觀眾分組討論的環節，在此場演出三十多名觀眾中分成六組，齊力捉出不合理的癥結點來論辯，提出多點解決方案，為台上的演員分擔著角色煩惱處。筆者聽到各組的認知分享，皆是將高亞倪視為絕對的壓迫者，其以承攬或者短期合作關係躲避制式合約的規範，以及抽剝勞動基本權益，過分的要求年輕的工作者身兼多職。再者，演出製作習慣性依賴國家補助案的資源挹注，又被動地等待票房利潤；當停演後，所出現的嚴重資金缺口，讓其餘合作夥伴拿不到半毛錢。在觀眾的取代角色後，我們能夠在這樣的「安全場域」裡，打造有利於弱勢發言的基本條件，解放現實生活被遏制的情緒；在堅持雙方是處於平等地位的協商、對話原則下，自由地實現個人潛能改善被異化的主體，破除舊思維的禁錮，演員（觀眾們飾演）不和諧運動保持了一種革命的姿態。

總的而言，筆者同意「藝術的工作必須使人覺醒」前，自我勞權意識的反省示意要的。常常我們想盡辦法地對他者的窘境有著深刻關懷，抱有保衛弱者的決心，卻忘了體制加諸於身上的不正義。團隊誠心地為他們自身和觀眾們騰出了發言位置，在劇場內進行了被壓迫者政治行動。其實我們都知道平時在崗位上的緘默總是因為強大的權力的勒索，去相信、依賴壓迫世界的美好神話，被迫抑制個人被賦權的開發的可能性。

然而，在享受了一段發洩過程，走出表演場域，我們真的敢說嗎？

註釋

1、2019年，由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發起，偕同12個藝文團體體完成了〈「台灣藝術工作者勞動情況調查」協力團體報告書〉。從1,525份問卷調查統計數據中整理出藝術從業人員的勞動環境、生活狀態及就業狀況，為往後的藝術工作者的生存權及工作權研議出更好的辦法。

2、引自鍾喬：〈戲劇劇場作為一種論壇──思與作的辯證《尋找露西亞》〉，表演藝術評論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