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結束的一百週年，似乎是因為這個緣故，不少音樂會也藉著這個百年回顧，不約而同地以「戰爭與和平」為主題製作節目，拉縴人男聲合唱團11月22日的音樂會〈耕云II〉，也打出「戰爭＆和平」的副標。「戰爭與和平」這個標題，因為托爾斯泰19世紀的同名小說《戰爭與和平》而聞名於世，偉大口號的群起挪用，隨時有陷入俗濫的危機，拉縴人的音樂會，讓我想來一探究竟。

實際要演出的曲目內容我在事前一無所悉，直到當晚一打開節目單看到開場的曲目，頓時覺得被丟入五百年前的時空裡。上半場的前三首，連續為J. des Prez的〈以喜悅的歌聲讚美神〉(Jubilate Deo omnis terra,約1539)、G. Palestrina的〈如同小鹿渴慕清泉〉(Sicut cervus, 1584) 、T. L. Victoria的〈何等榮耀〉(O Quam Gloriosum, 1583)等三首16世紀的複音經文歌。無伴奏的多聲部歌曲，從9世紀發展以來，不斷地在探索合唱共鳴聲響的層次和變化，並且在這種變化中逐步地從和諧與不和諧的交替中，找到了鬆緊鬆緊的聲音結構張力。也因此，這些多聲部歌曲即使都是拉丁文歌詞，我幾乎一句都聽不懂，卻能意識到我面前發生了一件精緻的音樂事件，這就是歐洲音樂之所以「技進成道」，最後被當作藝術作品最可貴的地方(！)：這種美感是來自於「對位技術」的理性規則堆砌，而這種技術讓西方音樂有一種鐘錶般滴滴答答的運作著的理性機制。事實上，在中世紀教育資源中傳承下來的七種自由藝術框架中，音樂原本是被視與算術、幾何和天文同一類的四藝（Quadrivium），也就是理性科學的學門；是到了15世紀起的人文主義，才促使人們逐漸認為，音樂也可以和文法、辯證和修辭的三藝（Trivium）歸為一類，而開始把音樂也當作說話、表達人的情感的藝術。有名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也在16世紀時提到他對這些學科教育的看法：「文法和音樂保存了各種事物.......孩童不僅得要聽學語言跟歷史故事，也要歌唱，並把音樂整個用數學來學習」。

坐在音樂廳裡，聽著這三首16世紀的多聲部歌曲，我靜靜地感受著，那份對位聲響的結構之精緻，與人聲悠揚揮灑的表現力之美，相加的成果。這也是我第一次現場聆聽16世紀多聲部複音經文歌演唱，我忍不住默默地想，拉縴人雖然是個東方當代的合唱團，卻能將西方五百多年前的歌曲，演唱的如想像中的那般純淨，尤其是高聲部的假聲男高音，屢屢躍出重圍，清響迴盪在國家音樂廳的空間裡，如果，吃義大利麵的享受是要有「彈牙」（al dente）的麵條，那麼，我在拉縴人的歌聲裡也聽見「彈耳」的人聲線條。

上半場的最後一首曲子，是19世紀作曲家J. G. Rheinberger涵蓋六首的一套《降B大調彌撒，作品172》(Missa in B, Op. 172)。歐洲音樂從文藝復興時期以降，逐漸從理科轉向文科的過程中，越來越往語言、文字、戲劇的建構方式靠近，例如19世紀出現的奏鳴曲式的呈式、發展、再現，其實借用了亞里斯多德的戲劇理論。職是之故，想像中應該沈靜肅穆的彌撒曲，在Rheinberger的譜曲下，都有一種強調效果的戲劇性：《降B大調彌撒》多個篇章中都可聽見，動機呈現之後，幽微的轉折漸趨複雜，最後結束在入勢不可檔的澎湃聲響裡。和之前的16世紀歌曲相比，19世紀的多聲部歌曲，常常多了一種「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的效果。現場多為非專業音樂訓練的聽眾，他們的反應尤其反映了這一點：上半場開始連續三首單曲之後，許多聽眾已經習慣一唱完就鼓掌，所以這一套彌撒理應六個樂章唱完才一次性鼓掌，前三個樂章結束時卻屢屢有不少人忍不住鼓掌；這些鼓掌的聽眾，在其他人的側目中，才逐漸意識到自己的誤解，終於到了第四樂章〈聖哉經〉結束，才第一次沒有人鼓掌，然而第五首〈降福經〉結尾強大的「沛然莫禦」效果，又讓現場聽眾忍不住回以雷動的掌聲。於是，這首六個樂章的彌撒，一共被鼓掌了五次。這個現場的洗禮和難以被洗禮，是一個多麼可貴的音樂體驗和領悟。

下半場的曲目，都是當代的臺日作曲家，包括蔡昱姍、石青如、趙菁文和信長貴富的創作或編曲。其中趙菁文的《箱子》是專為拉縴人創作的作品首演，也許可以讓我註記一點想法。這首歌曲的文字作者是青年詩人張宥勝，詩作描寫著1949年國共內戰造成無數百姓流離失所，以及兩岸分治之後，老兵來到臺灣的心情。詩中的一句話「故土再非故土（人生無根蒂），異鄉卻依舊是他鄉（飄如陌上塵）」，道盡了那在當下的政治氛圍中，只能祕密封藏在「箱子」中的情感和記憶。趙菁文的音樂，以一段葛利果聖歌的「垂憐經」(Kyrie)旋律作為引子，單聲部合唱逐漸分支出那遠在千年前的多聲部複音聲響，好像是四度、五度，又模糊成了增四、減五，那曾經稱作和諧的記憶，似乎又夾雜了不和諧的雜音。隱隱約約，某種熟悉的旋律響起，是布拉姆斯的《搖籃曲》，一股暖流刺激著大腦的回憶，但是旋即又被扭曲到非調，再回到了四、五度的聲響中，來來回回交錯之中，一下子閃現像是史克里亞賓的神秘和弦聲響，一下子又回到了個簡單的大三和弦，或是一個單聲部的歌聲，好像是詩中的主角對自己命運的簡單想望，和對無形蒼天垂憐般的祈禱，只能說不清楚地塵封起來。過兩天是11月24日，剛好是選舉投票日，我忍不住想，有多少本來只能放在內心箱子的想法，也許即將要換成選票放進另一個箱子裡了。

拉縴人的藝術總監，也是這場演出的指揮松下耕，在節目單的前言中寫到：「這場音樂會所選的曲目，以一場『古典』音樂會來說可是非常正宗的。」「古典」指的是可一而再、再而三欣賞的「經典」質地。在我們這個時代裡，「古典音樂」的概念不時被人簡化，且質疑為「博物館的藏品」或「西方的殖民文化」。但我個人以為，一個物件，若本身沒有非比尋常的精雕細琢的工藝，也不會值得被人當成作品收藏到博物館裡；而人是否被文化殖民，要端看接受者思考的大腦，是否被裹了小腳，不敢超越前人，不敢有自己的想像？這場音樂會雖然呈現了過去的「古典」，但一旦聽眾能夠在傾聽後自我發想，創造精緻的文化，就開啟了未來產生新「經典」的可能性。

這場音樂會演出了16到21世紀當下橫跨五百年、歐洲、日本到臺灣，超過一萬公里地理幅度的音樂，從頭到尾貫穿著一種祈禱、希望和反思的聲音，讓「戰爭與和平」不至流於俗濫，從美學的角度來看可以視為一場成功的「危機處理」的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