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舞Polymer DMT創作的《Better Life？》，以桃園在地的越南新住民【1】為對象，由跨國移動出發，以落地棲居為暫時的終點（或是中繼站），並以家／屋作為四位在台越人的想望──他們說著如何離鄉，如何開始在異地生活、工作、結婚、生子，使異鄉漸漸成另一個家／鄉，在台灣築起一方堡壘安頓自身。《Better Life？》由家出發，什麼是「更好的生活？」四位表演者／新住民以自己的生命故事給了階段性的回應；什麼是「更好的生活？」也是主創者留給觀眾的一記提問。

《Better Life？》分為兩部分，在桃園鐵玫瑰藝術節中，只安排了週末晚間七點半的兩場演出場次，兩天的時間同時搭配靜態的展覽呈現，展覽時間為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半。筆者先看了展覽，接著晚上的展演。展覽與展演使用同一個展演廳的舞台空間。如果說展覽啟動的是觀眾的聽覺——觀眾依序在四個空間裝置中遊走：房間、客廳、東南亞商店、教室——以聽覺和視覺捕捉故事可能的再現模樣。而晚上的展演更多的是打開觀眾參與他者故事的在場感，觀眾與表演者（真實故事的他者主體）面對面的共處在這四個空間裝置，原本只是展覽空間中存在於音檔播放的主角：范美辛、阮紅蓉、阮玉瑛、阮秋姮一一出場，表演的不是別人的故事，而是現下自己的真實人生。從展覽的聆聽到展演的現身說，整個劇場空間成為表演者／新住民透過表演表現現實／真實生命情境的場所，劇場的虛構與故事的真實在展覽／展演兩層疊加之下，表演者／新住民誠摯且溫暖的故事分享，很自然的將觀眾的感知帶入其中，使得這個以桃園在地族群議題的劇場展演，瞬間拉近觀眾與新住民族群的距離。例如：在東南亞商店老闆阮玉瑛很會做生意的介紹下，將觀眾轉換成了顧客，愉快的投入購買東南亞商品的情境中，而舞台上的商品是真的可以購買。

《Better Life？》著重在如何傳遞在台越南移民的生命故事，觀演之間氛圍的掌握也相當好，採用直述的方式展演，分享正面且樂觀的生命經驗。從新住民分享的言談之中，可以發現，對於他們而言，台灣與越南相較之下，明顯呈現前者是進步而後者是落後的價值判準。

然而，台灣的移工制度與處境是有諸多問題的，如僱傭關係的糾紛、法律、語言溝通的衝突、生活不適應，甚至是「失聯移工」的問題等等。過往關注移工與新住民的藝術創作者，也試圖把這些潛藏的問題浮出檯面，例如，饒加恩的《REM Sleep》（2012），紀錄移工在鏡頭前敘說一個夢的方式，使得可能被過度壓抑的現實處境，透過夢境作為中介轉譯的方式，朦朧曖昧的表演出來。又例如，蘇育賢《工寮》（2018），以台南移工朋友作為田調的基礎，影片故事以一位落跑的印尼籍移工H搭建的工寮為主場景，鏡頭幾乎都只鎖定在室內（以不剪接的長鏡頭製造出落跑可能隨時會被外頭的人抓到的緊張感），一時之間如何一傳十十傳百的聚集許多同樣因為各自原因落跑的外籍移工，整個工寮越來越多人……在殘酷的現實（每個移工自述自己落跑的原因）與荒謬的情境（這座塞滿人的工寮快被喧囂話語衝破）之間，使得嚴肅的失聯移工議題能以特殊的虛構性，卻真實且饒富趣味的表現出來，影片結尾安排也令人驚喜。

對照之下，《Better Life？》處理新住民／移工／族群的力道相對溫和，可能引起爭議的部分也幾乎略略帶過，敘事上相對和諧，面對四位表演者／新住民落落大方的演出，可以感覺出來創作團隊和田野對象的工作過程是相當融洽的。

演出快結束的前一刻，觀眾聚集在舞台上，看著眼前才剛走過的四個裝置區域，上方垂吊下來大大小小木製結構的小房屋，形成一種對各式家屋的凝望，突然，舞台布幕拉起，接者是本演出令人怦然心動的瞬間，原本充斥在耳邊日常的環境聲響即刻消失，像突然從一個香甜的夢清醒一般，原來觀眾還在靜謐的黑盒空間，上一秒是真實的故事搭建在劇場的舞台上，下一秒舞台下的觀眾區正坐著剛剛對我們說故事的表演者／新住民，臉上帶著自信與從容，表演者／新住民與觀眾以空間錯位的方式彼此相互凝望。謝幕安排的方式似乎產生了一種情感上的特殊效應，好像劇場與現實人生，其實是如此活生生緊密連結在一起，這個舞台上關於家、何者是更好的生活？自然地將觀眾包容在其中。

整體來說，《Better Life？》強調分享大於批判，較沒有著重如何使作為表現手法的「劇場」成為批判或深化此一創作命題「族群」的反身性視角——例如以辯證法或是深掘新住民背後的暗黑議題。主要創作者羅芳芸提到，這次演出還只是階段性的展演呈現，未來的版本會再擴充內容與長度，除了在台越南人，也會加入在德越南移工的故事，未來版本是否會將作品結構與場面調度複雜化？是後續可以期待的部分。

註釋

1、據內政部統計，台灣新住民（新移民）人口數佔台灣人口的3%以上，是原住民、河洛人、客家人、外省人族群之外的第五大族群。新住民之中又以陸港澳新移民人口為多數，其次則是越南新移民，主要人口分佈在六都，人口數最多的是新北市，其中又以桃園市的新住民人口比例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