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靜沂（專案評論人）

今年邁入第二屆的「人權藝術生活節」，活動主題「異端的回聲」對應過往威權年代，不同族裔、身分的人們遭害於白色恐怖的歷史。不過，一場溫馨雅致、具藝術美感的開幕音樂會，是否稀釋了人權這麼個沉重主題，又或者，反而藉此音樂藝術的饗宴，讓人願意再度憶起曾在台灣土地上因遇害而休止的生命與聲音？

《提燈上路》開幕音樂會由馬世芳主持；甫開場，他便以理性、知性兼具的風格，帶我們進入這個由傷痕與痛苦烘托出的主題。他提到，藝術的力量在許多人不認識人權歷史之時，能發揮最大最大的影響力，也認為一篇文章、一場戲、一部電影、一首歌，有時可能超過千言萬語或種種教條；這時，說故事的能力很重要，能讓一代一代的人認識這些故事。的確，這場音樂會透過節目的編排設計達到了上述效果。

雖然僅有四組表演者，但分別代表不同的「異端」，以至於我們時而被優美的歌聲給吸引，沉浸於藝術、美學的饗宴，時而透過演出者充滿爆發力的音樂或短講，頃刻間從聽覺、視覺的感官體驗中醒覺，進而了解到這天晚上我們之所以坐在這裡，並非只是為了緬懷一些什麼或鑑賞音樂，更重要的或為透過藝術開啟反思，關乎──當過往「異端」的聲音藉由藝術形式再現，國家機器的暴力是否被譴責？歷史的轉型正義能否邁向實現？我們的人權是否持續進步，少數族裔的弱勢情境是否被翻轉？

與未能謀面的音樂家爺爺對話

開幕演出者高蕾雅與保卜的演出，攸關生長於日治時期的鄒族音樂家、政治家與教育家高一生。主持提到，高一生在民國時代因為《叛亂罪》被槍決，所以蕾雅並無機會直接與這位頗負盛名的外公面對面，而是在他遇害後，才在成長過程中慢慢透過族人、親友描述及他留下的音樂作品，認識與追尋這位外公。除了三首高一生的音樂之外，蕾雅也透過〈千風中可否有你〉的音樂創作與爺爺對話；從縈繞日語、日本文化與鄒族文化交融的演出，可以感受到其迥異於當今許多原住民族音樂人專注於回到族語、部落古老歌謠的路徑。

提燈上路 開幕音樂會 表演者高蕾雅、保卜（施靜沂提供）

藉此我們了解到，原住民族部落社會與當代國家體制的相遇，數百年來歷經的過程繁複而難說，「殖民」、「同化」的控訴概念與詞彙似乎不足以概括所有故事。高一生許多日語創作的作品，使其在當時被許多不同族群的人們聽見與認識，而其孫女的創作與詮釋，則讓那遭到白色恐怖截斷的音樂旅程得以重新翱翔；無論從歷史、族群或音樂傳承的角度來看都意義匪淺。

此次蕾雅演繹最成功者，莫過於兩首爺爺以音樂書寫部落及家人之作；〈春之佐保姬〉為高一生在獄中所寫，歌名中的佐保姬在日語中意為守護神，春這個字為歌者奶奶的中文名，因而表達出作曲者即使人在獄中，仍想守護妻子的情意；另一首〈星語〉以鄒語寫成。即使聽不懂鄒語，聽眾仍能由淺入深地隨著歌聲與旋律，慢慢進入到高一生以族語描繪的鄒族山林與部落；在歌曲營造之深邃、靜謐的音樂世界中，作曲人、歌者似乎與繁星、宇宙、萬物開啟了對話，而部落的花樹草木也在萬物皆有靈性的視域中變得立體起來。

在感性音樂引領下，短講「回家」的夢想與「部落台灣」的願景

相較於開場者縈繞濃厚思念與情意的演出，另一組原住民音樂人巴奈與那布，則呈現出參與原住民運動在二人身上留下的痛楚與痕跡。在彰顯與年輕族人不一樣的發聲位置的同時，他們的獻聲也提醒我們，人權議題不只攸關白色恐怖的歷史，而是每天每天，活生生上演於生活中的不同角落。

這晚，先於那布出場的巴奈頭戴花環、身著藍色牛仔裙裝，掛著甫獲得金音獎評審團特別獎的笑容亮相。原以為今日仍會談論「沒有人是局外人」、「一起陪原住民劃出回家的路」的話題，但她在演唱之前發表的短講，反而使其音樂演出成為有助於思索人權議題的感性背景音樂。這樣的呈現讓筆者印象深刻，可說見識到了社會運動家如何活絡地運用音樂、藝術，啟動觀眾深思原住民歷史、土地轉型正義的課題。

她先是笑笑地提到，自己在許多場合「很黑」，感謝主辦單位邀請她來；然後話鋒一轉，提到「這塊土地上有許多被遺棄的人」，談到外省朋友向她傾吐，在台灣有種「被遺棄的感覺」，因而期盼回歸祖國；接著，更持續分享如何回應外省朋友的心事；大意是，如果台灣「回歸祖國」，原住民怎麼辦呢？原住民幾千年來就在台灣生活。可見今日的巴奈，正以更為清晰、高遠的角度梳理、重構台灣多元族群的關係，這種原住民族對晚到族群的「接納、承認」，也彰顯原住民族不願淪為排他的、種族主義的良善一面；就像巴奈的短講，從體會「被遺棄的心情」出發，提醒我們，這塊土地還有許多沒被照顧到的人，或也隱隱指出「人權藝術生活節」的努力方向，意即，人權的進步或許意味著無論你是誰，你的心情都不該被忽略！

緊接著出場的那布，其演出也由短講開啟。這位內本鹿的布農族，過往很少在公共場合說話，這晚他一開口，說著說著竟哽咽了。他的短講本身就是演出，又或者說，那走過威權時代的真實心情在離白色恐怖、社會運動頗有一段距離的我們看來，頗具渲染力，彷彿一場太過感性、超現實的「演出」。髮色略顯花白、頸上掛著「沒有人是局外人」的黃色毛巾，那布難過地提到，前幾日他看著晚會所在之「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上頭殘留的高牆與鐵絲網，想像著曾被禁錮於此的生命，他們心中如何絕望？那映入眼簾的「精誠團結、同仇敵愾、刻苦耐勞、冒險犯難」，就是當時威權時代的政府所喊的口號。那布進一步反問：他們當時究竟在對抗什麼？為什麼做不到「精誠團結、同仇敵愾」就要讓人丟失性命？

那布的短講愈發慷慨激昂，並在對台灣民主的感謝與「部落台灣」的願景中作結；他說，感謝台灣的民主前輩，在他們生命、血汗的拋灑下，台灣小小的原住民才能夠在總統府外、六坪大的帳篷空間，讓「原轉小教室」運作一千七百多個日子；而原住民之所以不願「回家」，就如同巴奈現場適時的默契應和、提點，不是因為喜歡待在外面，而是因為只有持續抗爭，才感覺到轉型正義仍有被實現的希望。

巴奈演唱時，投影片播放之中正紀念堂外面的夜晚燈光、總統府外的「原轉小教室」，以及那布、巴奈以族語共演〈也許有一天〉時，播放內本鹿族人「尋根、回家」的錄像，可說回應著「提燈上路」的音樂會主題──所謂的燈，或許指涉希望，意即：「如果政府把事情做得更好，台灣人能再謙卑一點，把台灣當成台灣的部落也好，先來後到，一起用智慧、善良在這個部落好好打拼，一同經歷、享受別人的痛。」【1】這塊土地或許真的可以給台灣的下一代希望。

從白色恐怖遭難者的經歷，唱出民主、自由如何得來不易

值得一提的是，在蕾雅與巴奈之間演出的百合花樂團，並不與原住民轉型正義相關，但他們用台語演唱的〈假使我是一個女人〉改編自白色恐怖受難者蔡志愿先生的生命經驗。演唱時，投影片也播放出蔡先生的歷史文件。

根據創作者林奕碩，蔡逃亡期間曾為了避人耳目而偷竊並穿上女裝，還到美容院做頭髮；這首歌在留著長髮的男性藝術家林奕碩唱來，頗具說服力地開啟另一種對性別的想像與思考；不僅攸關創作者分享的，假使蔡志愿為女性，是否就不會遭害？也藉由對女性形貌的刻畫與思路，讓我們對當時女性的處境產生好奇：威權時代的女性是否因為沒有發聲的位置所以「安全」？那到了今天，我們就經常能以自己的名字、真正的身分說想說的話了嗎？

即使百合花樂團自承，其音樂風格有些躁動，但筆者聽來，所謂的躁動恰恰正是「異端的回聲」；因為不被聽見、感受不到希望的光，所以躁動；無論是少數民族、女性或遭鎖定、迫害的白色恐怖受害者，應都不乏類似經歷。

提燈上路 開幕音樂會 表演者百合花樂團（施靜沂提供）

最後，即使壓軸的林生祥因為手指受傷而無法完整發揮其彈奏與唱功，仍為演出做了餘韻繞樑的結尾。其與大竹研共演的〈百年追求〉，再現了白色恐怖受害者林義雄一家遭遇的「林宅血案」及發生在美國的「刺蔣案」。然而，台灣民主即使走過「百年」，仍有許多傷痕沒被撫平。因而，當今我們的國家才以「原轉會」、「促轉會」的任務編制，分別處理族群、個人在威權時代遭受的迫害。

換言之，一場開幕音樂會或許沒辦法「改變」什麼，但就像是一整個人權議題的引言，指出這個議題的必要性，並引著我們從一些重要的切角重新閱讀、看見那隨著時代向前，而漸被遺忘的傷痕史；同時，也藉由不同身分藝術家的發聲，再次提醒我們，歷史很容易重蹈覆轍；民主、自由、人權不是憑空而是奮鬥而來，唯有守護好我們的家園與發聲的權利，台灣這塊土地才能繼續看見希望的光。

註釋

1、節錄自巴奈、那布的短講台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