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改編現場:公民投票與民主參與的距離《我們與惡的距離》
9月
18
2020
我們與惡的距離(故事工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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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馨儀(2020年度駐站評論人)


因為演出仍在巡迴,本篇劇評已盡量迴避描述結局差異,但因為討論形式難免提及,請尚未觀演的觀眾評估閱讀。

防雷線_______________

我們與惡的距離(故事工廠提供)

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於2019年春天上映便引發熱烈迴響,以深刻的劇情帶入對死刑、精神患者等案件的認識與討論,兼有高度影視美學與議題性。據此,故事工廠取得授權,改編成劇場版,並因應劇場特有的現場性,設計為「全民公投版」,強調觀眾現場投票的參與及影響,給予故事四個結局走向。

作為雖有跟到《我們與惡的距離》電視版討論風潮、但尚未追劇的觀眾,故事工廠的改編實為我與這個題材的第一次接觸。然而作為「空白」觀眾,卻也實實在在於演出過程中感受到本戲轉換觀演媒介與改編的困境,以及其文宣中聲稱此劇為「論壇劇場」所展現的參與失調。

改編的結構:劇場不能承受的短暫

各個藝術形式都有自己的表述方式,媒介轉換已是不易,又在內容上要將十集的連續劇改編為三小時的劇場演出,更是需要精準的濃縮與刪減,故事工廠可說替自己承接了一個極大的挑戰。此作不難感受劇團對於原著的忠實,大致相應電視劇情演出時序、選擇重要劇情高潮,給予電視影迷回味的既視感,上半場由許多短場景快速轉換、堆疊而成,以求呼應影視的鏡頭切換。然而這樣的「快速」給予,雖能交代複雜的情節,卻也讓人物紛雜無法深刻。

作為強調現場性的展演,意味著其需要足夠的條件讓觀眾建立「現場感」,連結觀演的呼吸、乘載感受與建構共有空間。所以當場面快速切換、角色連續出場時,來不及經歷人物感受的我,觀演經驗也斷裂著,即使後台技術人員十分專業且快速地換景,場面交替的編排上也用許多上下及左右的切分,企圖營造新聞畫面的即時切割空間,但燈暗了就是燈暗了,該段落也立即被劃上句號。在好多短句的黑暗之中,我們沒有廣告可以進,只剩下台上滿天的螢光(馬克)星星成為等待的陪伴。

或也因此,上半場演員的表演也顯用力,畢竟得在短時間快速呈現出自己的角色樣貌與思想狀態。作為承載深厚議題的演出,每個角色都被設定獨到的代表性,這點就角色職業便可以理解:法扶辯護律師、媒體工作者、社工師、精神科醫師,都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探討精神疾患者犯案與量刑思辨的重要關係人,並呈現了極高的社會結構意涵。而在社會層面的法規交鋒下,角色們交織出的家庭與個人關係也直接渲染了情緒感受,讓應該黑白的事理變得複雜,再加乘堆疊出議題的情理法各向度。這些角色的建構需要許多的功課,而當電視劇有時間鋪成關係與個性時,在被同調靠近影像結構的劇場中,演員的表演功力就深受考驗。

在上半場中能讓我有感受的,多半是飾演李媽媽的謝瓊煖出場時。她一現身氛圍就對了,當然也是作為經歷變故、一夕成為全民假想敵的母女遭遇本即很有渲染力,但我想更多是因為謝瓊煖亦出演電視劇的同一角色,角色建構已經深厚,同時其也有豐富的舞台與影視表演經驗,才能如此渾然天成地在有限的空間中詮釋角色。在表演觀看與場景轉換的過程中我也不斷想著,有沒有更靠近劇場結構的改編方式?場景表現與切換上一定要做到如同電視劇般「寫實」嗎?又或者,在如實的想望卻又虛構的舞台中,真的有足夠的準備去搭建出想要呈現的真實了嗎?

破不了的第四面牆,沒有論壇的論壇劇場

我們與惡的距離(故事工廠提供)

雖然改編的方式仍有再思考空間,但《我們與惡的距離》作為一個已經完整且成熟的劇本,有其完整的敘事結構和事件衝突,觀看中仍能清楚跟隨。然一直安好在第四面牆外觀看的觀眾,卻在「新聞擂台」中被轉換身份。演出中政論節目「新聞擂台」的現場,觀眾席燈突然大亮,觀眾也被邀請拿出手機上傳發問,隨著角色以及被邀請的政治人物一起思考死刑存廢。燈亮的第一時間,現場許多觀眾仍不明瞭發生什麼事,或是「觀眾席燈亮」作為參與邀請的意義;而在一個場景的時間內,突然需要主動發問實也是困難的,安排上也沒有更多引導,即使有特別來賓製造驚喜,銜接當下與真實性。也因此我所觀看場次只有一名觀眾發問,甚至令人懷疑是安排好的樁腳。不過若將此狀況視為暖身,的確讓下一步「是否執行李曉明死刑」的投票容易了些,也是因為投票是封閉的選項性,比純然開放的問題更容易進行。

此外,觀眾的投票也將會影響劇情的走向,這也幫助提升投票的意願。我們將決定一人的生死──李曉明的生存受輿論影響,如同目前台灣死刑執行時機,都是在需要「安撫民心」時發生。題目訂定與觀眾影響的關係是耐人尋味的,可說提問與行為都十分成立且互為因果,並同時展現法理和情感的衝突,探問驅動我們的動機是什麼呢?是對正義的程序追求?一命還一命的等價報復交換?還是刑罰應該有的教育意義?

雖然在我這一場觀眾以六成的多數否決李曉明的死刑,但當演出推進、劇情衝突升高,第二個「全民公投」卻在一個詭異的時刻點發生:已被判定思覺失調的應思聰持兇器闖入節目現場,當其在發病狀態,正強烈自我懷疑存在價值且感受社會敵意時,作為觀眾的我們卻被要求進行針對投票,而且只有六十秒的決定時間。第一個關於死刑執行的投票有九十秒的選擇時間,對某些觀眾已經倉促,一方面是因為技術問題(連結Line Bot或是要先回答演前提問),一方面也還需要抉擇時間壓力,不難想像在一個衝突狀態下的即時投票其實是更匆忙與無暇多想的,只能因應情緒直覺反應。

於是當下我感受到某種壓迫與不舒服,同時想著自己身邊的患者,卻好像因為擔心著他的未來而不得不投。按下選擇的同時我並行想著「我們到底在做什麼?有什麼權利投票呢?」連結回第一題強烈的地感受著「生命可以被公投嗎?」現場投票結果也立即開出:有六成的觀眾不能接受身邊有思覺失調患者存在時。瞬間我強烈覺得我們是在「公審」,並且如同霸凌──雖然我有不同意見,但我所屬的舞台這側的群體一起否認了應思聰所代表的患者的存在空間。 這很殘酷,卻很真實,但這是劇場要的嗎?又或者,這些投票真的有達到「論壇」嗎?作出決定後沒有辦法提問甚至反駁的台下觀眾、也沒有能力為自己多說點什麼的台上角色,如果第四面牆有打破,我們共同討論了什麼、行動了什麼?而這「殘酷」真的有為社會帶來什麼意義嗎?好像還無法多做思考,就瞬間被帶入了一個溫暖的結尾,雖然有死傷,但每個人都安穩美好,以死者為名成立療養院,共同看向黑夜的星光。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被動投票到參與改變的距離

故事工廠在兩廳院售票系統和節目冊的說明宣傳中都有提及這是一場「全民公投X論壇劇場」的演出,【1】甚至有相關工作者謝如欣針對論壇劇場的撰文介紹。【2】然而「論壇劇場」(Forum Theater)作為一個源自於巴西劇場大師波瓦(Augusto Boal)於全球行之有年、廣泛被操作的專有方法,實有其既定的核心概念與形式,尤其在「被壓迫者劇場」的脈絡下,強調著參與民眾的主體性與行動力。畢竟在形式上,論壇劇場會真的由觀演觀眾「中斷」演出,上台「取代」其中的「非壓迫者角色」。所以其中的觀眾名為「觀演者」(spect-actor),將直接且實際影響演出,演員會依上台觀眾行動反應。在取代者進行嘗試後,會再由全場觀眾討論所做過的嘗試、還可以怎麼做?修正再進行下一次的取代,以找到面對議題最好的方法。在劇場中讓行動與討論對照交織,不只是說與想,才能達到真正的「論壇」,畢竟對於波瓦,這一切是要「以劇場作為革命的預演」。

是以,《我們與惡的距離》就形式上實非波瓦的論壇劇場,可以理解編導的創作概念上或許有參考,且希望以劇場作為一個討論的平台(論壇)。不過意涵上也非在進行被壓迫者劇場的理念。如果這齣是被壓迫者劇場,那當在過程中釐清壓迫與被壓迫關係,觀眾不會只是看不見的「輿論」,而會直接成為當事人(應思聰)或身邊的人,帶入實踐他的處境,尋找改變的可能。【3】

在這樣的嘗試中卻也可以看見台灣現階段對於民主的想像困境:觀眾只要有「不只觀看」就是參與了嗎?民主的展現只是(四年一次的)投票嗎?這些政治人物與立法委員的現身就足以代表我們嗎?一個公民社會的實踐要有許多行動面向,需要理解與同理,需要認知各方意見與多元聲音,這是一個要付出許多努力的艱難歷程,這也是《我們與惡的距離》作為原創難能可貴之處,它帶我們看見了「精神疾患」背後折射隱含的公衛、社福、法律、媒體、社會心理等面向的議題。這也是為什麼一個命題的推進不是簡單的,需要各方的關注與主動參與。

雖然這篇有許多對於此次《我們與惡的距離》改編的批評,但無法否認的是當嘗試開始,我們也才有前進的空間。而也的確,劇場無法窮盡一切,只能做一個開端。在閱讀節目冊時可以感受到團隊爬梳議題的用心,放入了過往相關案件的整理、並有相關的撰文,期待給予觀眾演後更多思考材料。畢竟唯有仔細地思辨與不斷的嘗試之後,認清彼此星星的樣貌,才真的有可能如編導黃致凱所說的:「我們都在同一片星空下,看得到黑暗,也看得到希望。」【4】

註釋

1、洪晧倫、呢呢:〈從前台到劇場內──密閉又開放,活生生的互動場域〉, 《我們與惡的距離》節目冊,頁74。

2、謝如欣:〈論壇劇場X我們與「善」的距離——觀眾,請思考!〉,《我們與惡的距離》節目冊,頁76-77。

3、同上,我的敘述可對照其文描述:方法上「由提出想法的觀眾,在演員們二次上台時取代角色,以實際參與表演來為主角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因為,用說的誰都會,你要走上舞台轉換自己成為當事人,實際演練才知道是否真的可行。我們將之稱為──論壇劇場。」目的上:「透過現場觀眾取代角色後呈現的各種方法,看到未來有更多的可能性…… 將其視為一項改革的預演。」、「一齣戲不再只是看完就算了的表演,而是將對社會的關注深植人心的種籽,甚至促使人們日後付諸行動的力量。」

4、編導黃致凱演後謝幕致詞。

《我們與惡的距離》

演出|故事工廠
時間|2020/09/11 19:30
地點|城市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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