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將一部總長近十個小時的電視劇集，改編為不足三小時的舞台劇，純粹就時間的物質性而論，應可說是mission impossible。當然，Tom Cruise總有辦法，將mission impossible扭轉而成mission accomplished，但，劇場終究不是電影，故事工廠的《我們與惡的距離》，改編重現電視版的努力，還是受制於電視劇的格局與規模，未能有效發揮劇場在舞台空間、場面調度、表演風格方面的特色，錯失了提出不同視角的機會。

從電視版到舞台版，劇場創作團隊最大的利基／立基，是劇場的現場性與物質性，觀眾的存在與即時回應，因此，「觀眾現場公投，決定劇情走向與結局」的設計，確實突破電視劇集既有印象的關鍵。

但，就如同現實世界的公投一樣，走進投票所之前，我們都應該對我們將要投票決定的議題，掌握充分的資訊，據以做理智的判斷決策。以《我們與惡的距離》而論，透過相關社會事件和電視劇的討論，我們大致都能掌握其中所涉及法律、心理、社福、媒體的相關資訊，因此，應該可以說大多數觀眾在智識上和心理上都有所準備，或甚至對演出要探討的議題，已有定（成）見。那麼，我們還能從演出中得到什麼，讓我們對這個議題有更深入或不同角度的理解？也讓我們看見人物內在的掙扎，和人性的明與暗？

從電視劇到舞台劇，場景變換自然是舞台設計的核心考量，螢光幕上的真實場景，要如何在舞台上「擬真重現」，是個難題，但也是個機會，如何發揮劇場「空」的潛力，刺激觀眾的想像，創造出完全不同於電視劇的觀賞經驗，值得期待。

同樣是有許多場景轉換，加拿大導演羅伯‧勒帕吉（Robert LePage）在《眾聲喧嘩》（Lipsynch）當中，就充分地展現了如何運用立體空間思考，現實與虛擬的對話，不但不受限於劇場物質條件，讓戲劇動作於不同時空間自由轉換，更能讓我們從空間性的思考中得到啟發，對作品中所觸及的各種當代議題（移民與難民、人口販賣、全球移動等），能有超越情感直覺反應、運用辯證的省思，而這正是我們在面對《我們與惡的距離》所處理的議題時，所應採取的態度。

可惜的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在舞台空間的想像，卻以字面意義的「寫實」自縛手腳，既無法克服劇場物質條件（舞台機械功能有限）的限制，只能讓觀眾看到比例失當的箱景（box-set）、僅餘功能性的傢俱和質感欠佳的投影，為了配合場景變化的不斷移動變換，既破壞戲劇節奏，也無法為全劇建立適當的氛圍環境，更甭論在視覺上，創造出能呼應戲劇主題、刺激觀眾思考的主題意象。綜合言之，從電視劇到舞台劇的空間設計與調度思考，無法擺脫「寫實再現」的執念，就不可能創造出獨特的劇場景觀，與印象中的電視畫面相比，更顯得蒼白。

受限於舞台空間設計，整個作品的場面調度也因此顯得呆板，舞台畫面經常就像是個電視螢光幕畫面，角色在平面上左右移動進出，讓我們感受不到劇場空間的立體感，既無法再現，亦無法突破電視劇的既有印象，提不出劇場本身的視覺觀點，實在可惜。

總體來看，演員表現水準還算整齊，特別是幾位女性演員：尹馨將宋喬安這個角色在母親、媒體人、受害者、加害者之間的情感糾結，表現得相當到位，雖然最後的崩潰與轉變可再斟酌，但那應該主要是編導詮釋的問題；扮演李媽媽的謝瓊煖，只要在場上就能緊抓住觀眾目光，但在情感的堆疊、迸發、轉變之間，同樣囿於文本的問題而呈現斷續的狀況，只能靠表演穩定呈現出角色的情感狀態；劉姍姍的丁媽一角，戲份不多，但沉穩表現讓人印象深刻。在男演員部分，狄志杰在表演上的突破，讓人驚艷，深刻地表現出劉昭國一角的溫暖、痛苦、包容、和愧疚；相較之下，吳定謙所飾演的王赦，一開始正義淩然、咄咄逼人，囿於家人壓力立刻變成怯懦閃躲、世故自利，前者，看不出在面對當事者時的同情諒解，後者，也無法理解向個人利益低頭的轉變，加上其戲份之重，對於戲劇動作的合理進行，其實是有相當影響的。

回到一開始的提問：我們如何能夠在舞台上看到「人物內在的掙扎，和人性的明與暗」？宋喬安的轉變、劉昭國的堅忍、李大芝的掙扎與放棄，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思考自己對人性善惡對錯所採取的立場；宋喬平和林一駿的冷熱對比，其實只反映出對社工（熱血奉獻）和心理醫生（專業冷漠）的刻板印象，看不出他們在專業態度與個人情感之間的糾結；應思悅姐弟和凱子的關係，李媽媽的失落，到最後的圓滿結局，或許安撫了觀眾的情感，但，會不會還是反映出一種逃避的心情，或者急於選擇立場的焦慮？最後，王赦之回歸家庭和法律專業，也說明了通俗劇的思維，終究還是決定了創作團隊面對社會爭議、人性衝突的態度，人物內在的掙扎，和人性的明與暗，最後還是被設計成一個選擇題，而非沒有標準答案的申論辯證題目。

但，如同劇場史家David Grimsted所言：「（通俗劇）認真而嚴肅地看待一般人的生活，並且對他們的所重視的單純想法與道德價值，給予適當的尊重。……（讓他們能夠在）在社會的不安恐懼，生命的奇妙，對道德、人類向上動力的信心，以及確保純真者必將獲勝的天啟之間，加以調適平衡。」因此，通俗劇的思維並無對錯，只是，既是在劇場中的「公投」，結束之後，我們是不是仍可期待持續的對話思考，而非皆大「歡喜」的結局？

個人以為，台灣社會對公共議題的討論，缺乏有效的平台與機制，最近卻不約而同地，有幾部作品嘗試將這樣的討論帶進劇場，發揮劇場作為公共論壇的能量，而透過網路媒體，開放某種形式的觀眾即時參與，似乎也蔚然成風，《我們與惡的距離》由觀眾決定結局的做法，大約是其中最為基進而徹底的。這些嘗試，值得鼓勵，也希望能引導觀眾對劇場有更深切的期待，但，或許是因為台灣當代劇場「非政治性」的性格特色，創作者在素材與形式的選擇上，對觀眾參與的期待與設計，都較為保守，避免太過尖銳的提問或衝突，或者以娛樂的訴求減輕對觀眾（或演出者）的心理負擔，《我們與惡的距離》大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範例。【1】

長期養成的閱讀媒體習慣，對劇場的期待與想法，都不容易鬆動改變，對浸淫其中的媒體與劇場工作者，更是困難，就像劇中的宋喬安和News哥一樣，非經歷李大芝的自殺事件，無法從被窺視者的角度反思，而當時間日久，記憶漸淡，好不容易獲得的領悟，亦有可能淡忘。從電視劇所引發的熱潮，在舞台劇推出的當下，《我們與惡的距離》所要追究的議題，似乎有再次回溫的可能，後續的討論，我們還是懷著希望。

這次，是坐在台下的我們聽完角色對話，作出選擇。下回，是不是讓台上與台下有真正交鋒對話的機會？

註釋

1、邀請公眾人物擔任特別來賓，參與談話節目的橋段，其實也是一種「娛樂性」的設計，來賓的政治立場無關緊要，所提意見也對議題的實質討論，沒有任何幫助，來去匆匆，會不會有傷劇場的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