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良豪（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跨領域碩士班研究生）

將《我們與惡的距離》（以下簡稱《與惡》）總計十集的電視劇，濃縮為一百八十分鐘的舞台劇，光聽就覺得是場遙遠的距離，有觀賞過此電視劇的人，都一定有著同樣的困惑，而這也正是這項艱鉅的改編首要面臨的兩大困難：其一，如何將廣大社會的生活抽象、縮減投影至小小舞臺上，人物支線如何刪減、劇本段落的擷取，勢必是一大難題。其二，可想而知，影視的創作可透過景別、鏡頭的替換，充分表現出非常細膩的部分，放大劇中的關鍵信息給觀眾，反之，舞臺與觀眾的空間關係是直接的雙向交流，能看到彼此當下最真實的反應，因此，劇場版的現場詮釋，能否保有電視劇的效果，使每個觀賞的受眾接收到同樣份量的感染力？這部分仍尚待保留。但不可否認地，故事工廠此次推行的製作，恰巧呼應了臺灣2020年的動盪不安、波詭雲譎，將人們內心的恐慌與不安感，再一次聚焦在這些社會議題上進而得到昇華，也再度帶起人們對死刑、精神病患等社會議題的討論與爭議。

劇場版不僅搭上Z世代的IP熱潮，以論壇劇場的方式作為延伸，觀眾不僅可透過手機發表言論、更可參與公投，參與某特定橋段而成為演出的一部分，編劇（我們）欲試圖觀看，當現實世界引起網路輿論的鍵盤手和自以為正義的人士，正是坐在臺下的自己時，會產生什麼樣化學反應？但《與惡》這齣劇主要在探討精神患者議題，關切這些資訊是否正確地被汲取，所以不得不留意：觀眾事前是否都有充分的掌握？還是一開始便下了定論？觀眾的決定影響著不同結局的發展，對整齣劇的走向來說是加分？還是更顯得劇場版劇情結構的單薄呢？

我們與惡的距離（故事工廠提供）

另外，較遺憾的是，劇場版有限的舞臺機械條件，猶如一把無形的枷鎖，終究不敵電視版來的深刻清晰，觀看過程中，觀眾的情緒不斷因為場景、布幕的轉換而抽離，加上缺乏質感的影音設備，還有配合劇情轉場的移動，嚴重破壞戲劇節奏，截斷了演員與觀眾好不容易連結起來的共鳴。比如剛開場短短幾分鐘便礙於篇幅而大幅刪減，一連轉換多場景別，觀眾的情緒不斷被叨擾，使得原先醞釀好的氛圍瞬間幻為泡沫。幸好，舞臺的臨場優勢仍成功襯出角色的性格，在十足的戲劇張力，讓觀眾身歷其境，好比說楊迦恩飾演患有思覺失調的患者應思聰，一場在節目攝影棚裡因幻聽、幻想擾亂自身思考以致情緒失控最後自裁的段落，將整齣劇堆疊至最高潮。個人認為，楊迦恩細膩表現了歷經童年家庭的衝突、夢想被抹滅、痛失女友等種種因子，造就長期苦受幻聽（覺）所影響的精神患者；電視版的劇情裡應思聰有說過一句話：「對…不…起，我……不會再打人了，我想要回家……」顯露出徬徨無助，令人格外動容，此橋段是劇場版未提及的，我認為，考量角色性格的平衡，製作團隊可再仔細思量這個刪減。總得來說，演員的表演能力有一定的水準，值得注意的是，劇場版的配角演員雖戲份與臺詞不多，但人物立場鮮明，例如飾演李媽媽的謝瓊煖，一登場便聚焦觀眾的目光，話語精簡但句句寸心如割，撩撥觀眾的內心深處。扮演丁媽、丁爸的劉珊珊和李右杭，也沉穩內斂地詮釋出了對女兒的愛護與擔憂，仍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為此劇畫龍點睛。

《與惡》以真實社會案件為原型，鄭捷隨機殺人事件為發想，劇情以李曉明在戲院犯下隨機殺人案展開，故事情節環環相扣，拉扯出案件當事人、關係人的個人信念與情感掙扎，闡述著有關精神疾病患者對社會大眾的影響與爭議，切入角度從加害者、加害者家屬、被加害者、被加害者家屬、辯護律師、媒體工作者、醫師等而有所不同；相同的是每一位都為了維護自己的立場，在人性與人心之間產生矛盾、在善與惡之間游移，但到底什麼是對（錯）？什麼才是善（惡）？我認為這是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

一個犯罪的人，讓世人更清楚看清這個世界，在有亮光的地方必定有著黑暗，在有良善的地方肯定也存在著奸惡。這世上不會有完全良善的好人，而壞人也沒那麼十惡不赦，簡言之，很多事是一體兩面的，正如同人性（心）也不是非黑即白的。

總體來說，《與惡》劇場版藉著社會議題、公投論壇、觀眾即時參與，結合網路風潮，將劇場語彙擴充至最大值，拉近與觀眾間的互動，此方面值得讚許，畢竟這是屬於劇場的優勢。而投票民調的結果大多是反對處以死刑，但又不願意精神患者身處在我們的周遭環境，明顯地點出人性（心）之間所產生的矛盾，在善與惡之間的拉扯。回歸議題上，批評總是容易，但切記在發聲之前請瞭解其前因後果，有些事情，當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時候已是一種偏見，請做出理性的判斷，不要隨波逐流。最後，個人認為，正確的媒體識讀教育十分重要，若不能明辨是非與理性看待，恐會變成媒體是「毒」，如此一來我們與「惡」的距離將愈來愈近，如何防止毒害的蔓延，你、我（們）都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