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ng)《疾病的隱喻》引用亞里斯多德在《詩學》對於「隱喻」的詮釋：「隱喻在於給事物一屬於別的事物的名字。」【1】因此，愛滋(AIDS)與恥辱與罪相連，成為罪名的同義詞，AIDS患者是某個「危險族群」、賤民團體的一員，製造AIDS的不安全行為被認為是放縱、犯罪──耽溺於非法化學藥物及不正常的性。【2】

蘇珊．桑塔格一針見血點出為何愛滋病患常期被污名化的原因，是被帶著道德批判的眼光來看待這些感染者，其得病的原因代表其行為的不檢點。創作社此次新作《愛滋味》編劇詹傑，在訪談與宣傳中標榜：「透過田野調查，並積極參與各項同志社運及愛滋關懷活動，將歷經近兩年的見聞感思，沉澱轉化，創作出愛滋為主題的戲劇文本。」【3】，然而觀眾卻無法從此劇感受愛滋為何「將一群人自另一群人分開」【4】，反而被包裹在一件校園學生被老師性侵案件的調查，即使過程中，才讓觀眾得知被霸凌性侵的女學生、調查的輔導老師，都與愛滋病有所連結，但詹傑採取迂迴不直接陳述感染愛滋的緣由(例如被霸凌的女學生母親是如何得愛滋)，觀眾也看不到女學生因愛滋病被歧視霸凌的實況，最後女學生到底有沒有被老師性侵最為關鍵的一場戲闕如，轉移焦點反而模糊此劇的訴求，觀眾搞不清楚這齣戲究是要談愛滋病，還是校園的霸凌性侵？當然事物往往並非只是表象上所見如此，而是有其內在糾結的關連，但不直述不點明，更讓「愛滋」這個名詞被架空、空洞化，一如一些外人對於這個病，尚抱持著「內有不為人知的祕密」的揣測，這樣的不理解感染途徑、不明瞭如何不被傳染，才會心生恐懼而排斥病患，這些種種不正是加深愛滋病被污名化的一主要原因，編劇所採取的書寫策略就令人費解。

從幾齣文學獎得獎的劇本作品（如《日常之歌》、《Dear God》等），都看到同樣的情況：創作者選擇不正面重擊生命的議題，反採取舉重若輕、迂迴閃躲掉所要陳述的事件，雖是個人創作的自由選擇，毋需置喙，但這樣的作法，是否顯示一種對於自我不熟悉事件人物的逃避，不願扎扎實實去寫實描摹出真實的情感與情境，所遺留下的空缺，卻以大量的感性抒情(sentimental)言語來取代，往往落入在自我呢喃的傷感情懷裡頭。《愛滋味》亦有此現象，當校園麻煩人物的中輟生小瑜，以渾身是刺去應對他人的詢間與關心，滿口謊言髒話攻擊他人來防衛自己，角色卻時不時以獨白抒情的口吻，去敘述自己帶著寶貝的鬥魚（她稱其「我的小孩」）到處閒逛，與對外在世界的內在描述，這種私密的話語到底是跟誰說？此時所要表達的感受又是什麼？反而稀釋淡化了真實人物的內在景況，讓觀眾漂浮在抒情意象的文字海洋，卻離岸漸行漸遠。

這樣的情況亦出現在導演楊景翔的場面調度。舞台設計以巨大的喇叭牆為背景，楊景翔在舞台正中央及三個角落放置麥克風，強調「主角們都在說一些很私密的話，但這些話語都被放大，象徵所有人都無所遁逃。」【5】但問題在於演員是在什麼樣的動機下，會拿起麥克風說話？或者是被誰強迫以麥克風將私密的話曝露？導演既無法明顯區分、並釐清楚什麼點會觸發演員使用麥克風的行動，遑論進一步去做到彼此權力關係消長的內在意涵，正如那面巨大的喇叭成為牆面的裝飾，毫無發聲的作用。

這樣無實質的表現淪為外表的裝飾，劇中最明顯的例子：詹傑透過演員唱了鮑勃．迪倫(Bob Dylan)的《暴雨將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原曲充滿詩意、意象，內在卻堅石無比，去控訴反擊生命的不公與難題。而被置放於《愛滋味》內，便淪為一首背景音樂，只為了讓演員說出：「我以前曾經想當民謠歌手」的台詞。這樣的溫情氾濫到最極致，是劇中一對分分合合的同志戀人，他們之間最常引用王家衛電影《春光乍洩》張國榮、梁朝偉的台詞：「我們重新開始」。當其中一位因濫交打砲、吸毒狂歡感染愛滋，已病發躺在病床；另一位去醫院檢驗，發現自己也感染愛滋，在得知病情的當天，竟可以對那位讓他得愛滋的分手戀人說：「我們結婚吧」。（我在觀眾席真想大喊：「伊莎貝爾！」（結婚喜餅廣告））

我不是不相信現實生活中有此聖人的行徑與人物，但劇作者的作用不是就要說服觀眾，並讓觀眾看到兩人之間情感互動、愛憎交替，可以達到最後願意完全無條件接納與奉獻的可能。就像「我們重新開始」這句俗爛的話，之所以可以在《春光乍洩》成立，是王家衛讓我們看到兩人愛恨糾葛，如孿生連體的身軀分也分不開，但到最後仍不得不因愛與背叛而分離，這時的「重新開始」成為重複的動機（motif)──打開心扉的咒語讓人心痛，如果不是如此，便只是陳腔濫調(cliche)。

好在有一批素質整齊的演員，補救了劇本的蒼白與空洞，尤其是兩位女角林如萍、余佩真都纖細的捕捉到角色內在的脆弱與無可奈何。“Showing is better than telling.”(行動比言說來得更好)這是編劇創作常會講到的一句話，雖不是定例，但放在《愛滋味》此劇，似乎是更好的建議。選擇面對生命疾病的磨難不迴避，亦是對於劇中所想要關懷受社會偏見歧視的愛滋病患，才是真正的接納與包容，誠如蘇珊．桑塔格所說：「疾病不是隱喻，考量疾病的最誠實方式是避開隱喻性思考。」【6】而非一廂情願、自以為是的天真想替他們發聲代言，卻以自己的語言取代他們的話。(編導不就像舞台上誰可以掌握麥克風的權力隱喻嗎？)該是把麥克風交到他們自己的手上，讓他們真正的心聲被大眾聽到。

註釋

1.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ng)著，刁筱華譯 (2000) 《疾病的隱喻》。台北：大

田，頁108。

2. 同註1，頁128。

3. 張震洲 (2015) 〈創作社《愛滋味》探討台灣社會弱勢族群歧視現象〉，《PAR

表演藝術》網站：http://par.npac-ntch.org/activity_news/show/1450405381029491

4. 同註1，頁131。

5. 同註3。

6. 同註1，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