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有了病毒,文明有了Bug《未來處方箋》

許仁豪 (2019年度駐站評論人)

戲劇
2019-06-17
演出
奇巧劇團、臺灣豫劇團
時間
2019/06/02 14:30
地點
臺中國家歌劇院中劇院

這是一個大膽的實驗。豫劇結合契訶夫(Anton Chekhov)的短篇小說《第六號病房》(Палата № 6、Ward No.6),這麼南轅北轍的兩種元素碰撞在一起,會結出什麼奇花異草呢?帶著一窺究竟的心情我走進了這場實驗演出。

《第六號病房》的故事以及主旨是熟悉的,作為契訶夫創作生涯的轉捩點,這部反烏托邦(Dystopia)小說寫成於契訶夫庫頁島(Sakhalin)之旅後,他透過小說對於現代社會的精神監禁系統提出了反諷式批判──一個奉命行事的醫生每日機械般地執行任務,直到遇見第六號病房的神奇患者。這個被社會判定為瘋癲的人竟然深深迷住了醫生,他能言善道,吐出來的話語不像瘋子卻更像是哲學家,他引發了醫生去思考生命的意義。在這座毫無人性的監禁機器裡,這個燃起醫生反思生命意義的病患更像是唯一清醒之人。醫生自願對他加長工時治療,但這過程反而像是醫生的自我療癒,醫生迷惘了、猶豫了,到底他是維持制度正義的知識份子,還是已然瘋狂的制度加害者?醫生的自我懷疑最後引來了社會集體對他的清算,上頭派來了一個新的醫生審判他,醫生變成了瘋子,生命走到盡頭之前才終於頓悟了生命的真諦。《第六號病房》在十九世紀末出版的時候宛若平地一聲驚雷,歐洲社會在啟蒙時代以後,科學與工業飛快成長,人類透過技術強化了對自然的宰制,物質資源大量開挖,人口爆炸,社會政治經濟制度被迫改變,資源分配不均,各路新型態的控制分配技術蜂起競逐,革命湧動,人類一方面對進步展現無窮信心,一方面又懼怕未來降臨的世界根本不是烏托邦,而是一個泯滅人性、消滅生存意義的高科技監控社會。《第六號病房》用一個故事把西方文明發展至彼時最深的矛盾與恐懼訴說出來,據說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列寧看了膽顫心驚,對契訶夫從此有了戒心。

《第六號病房》是時代的預言書,對科技理性做了最深刻的批判。做於2019年臺灣的《未來處方箋》如何在一百年後的東方島國延續又或改寫這部十九世紀末的預言之書?《未來處方箋》的敘事結構與《第六號病房》大體上並無二致。安醫師(劉建華飾)來到六號病房處理一堆壞掉的「仿生人」,這是改編推進時代之處,將反烏托邦的未來想像延展至二十一世紀的後期,此時AI技術完整控制社會,「不完美」的自然人性將被改造,國家啟動debug project,以基因編碼技術製造出高智人,讓人人健康聰明,在社會制度裡皆能適得其所,沒有絲毫怨言,沒有一點浪費,一個終極的完美制度在科技改造人性後,全面降臨。這些被送進病院的仿生人就是在改造過程中出了問題,讓時間有了病毒,意識系統出現bug,而療癒他們的方式便是確認意識複本無誤,系統更新debug後便可出院。如同原著,安醫師一樣遇到了迷惑他的病患,六號病房裡的病人(王海玲飾)一身素白,每天堆疊積木,幻聽、幻視,高科技也無法偵測她說話的對象。根據病歷,她是因為關閉社群網絡、破壞社會秩序而淪落至此的。但是這個病人似乎藏著AI時代之前的歷史記憶,那些冒出來的記憶吸引著安醫師,帶領他進入幻景,最後開始懷疑制度合法性,讓自己遭受被改造的命運。

就敘事來說,《未來處方箋》沒有新的角度。其改編特殊之處在於豫劇元素的使用,而要談論豫劇元素又必須放在舞臺的整體視聽風格來論,畢竟豫劇作為一套審美系統,其形制之特出,放在現代舞臺上必然出現濃濃的文化符號特殊性。

《未來處方箋》的舞臺視覺跟空間佈局頗有符宏征導演向來的風格──非寫實的場景、符號性元素與幾何線條的搭配,在極簡風裡藏著突出的風格化素材。比如方框診間與長方條病房,襯著後面高科技感的病例櫃與實驗室人形,護士小姐(鄭舜文飾)機器人般的表演搭配斜梯型看板,意識複本顯示器運用緊身衣體操律動展演,這些高度風格化的線條、顏色與展演形式一再凸顯出故事的反烏托邦未來感。而演員的服裝造型在整體上與這樣冷色調、去人性的視覺統籌一致。於是,在這個主視覺下,豫劇的古典審美系統置放其中,落差便分外鮮明。那樣的古典審美系統五顏六色、曲折繁複,不論是衣著裝容或是唱腔曲調,都與流線俐落的未來感相去甚遠,令人值得玩味的是編劇劉建幗選取的唱詞,竟然是《楚辭》裡的〈山鬼〉而非一般豫劇唱段,那是史前時代古樸的巫言,歌詠著山川百岳裡的泛靈。病患由豫劇皇后王海玲飾演,其造型卻又更像是遠古時代的女巫,一秒一瞬,狂哭狂喜,在癲狂裡她控訴著:「全是騙局!」午夜夢迴時分,那看不見的亡靈最後竟然被安醫師看見,那是一個穿著豫劇服裝的女伶(蕭揚玲飾),他們三魂最後成一體,安醫師追隨病患意識來到了一個日式枯山水的海邊,女伶化身古裝女子,在枯山水之間似乎寫下了什麼天機密語。編導是否在說,這一整套帶有東方神秘審美的語彙藏了人類即將消失的文明記憶?當安醫師猶豫之時,對著護士說:「消除了她就等於消除了我」,我們無法忽視飾演安醫師的劉建華與病患王海玲之間的母女關係,這戲外的關係隱喻,是否指涉文化記憶的傳承?放在這個情節脈絡裡來看,難道是編劇沉思文明規律,面對時代前進的破壞性發展,對於自己所傳承的古典傳統依依不捨的回眸?

由於高度風格化的演出,上述的詮釋都只能做符號學式的解讀。然後,就算是符號學式的解讀,我們也困惑於豫劇元素、日本枯山水還有王海玲身上一種泛古典情調風格之間又如何彼此辨證?如果這些泛東方古典元素被任意混為一用,整個戲劇美學是否落入一種自我東方主義化的改編危機?亦即,當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文明帶來人類的未來危機,古典東方天人合一的審美成了一種異國情調的對治方案?這些看似連通但是卻又十分不同的東方文化語彙,各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脈絡,在舞臺上如何被消解而互為挪用呢?而這個新編的敘事又怎麼與當下臺灣的生存語境對話,目前似乎還看不見編導的意圖。大體而言,整個改編走在視聽風格元素的奇與巧上,但是視聽元素的奇巧該如何轉譯為對當代生活哲學性獨特的叩問?讓我們以此提問,期待下一次的再製。

評論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