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說「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做了什麼比說了什麼更重要）」，這在過往劇本創作中，似乎也是個奉行不悖的準則。編劇老師總會一再提醒，讓角色在台上嘮嘮叨叨地述說著所發生的事情，可是戲劇大忌。真正重要的，是要讓「行動」本身推動劇情進展（儘管不少劇作家大師，可也是以「嘮叨」知名的）。不過，由安雅．希苓（Anja Hilling）德文劇本譯文中文演出的《雨季》，倒是以行動告訴觀眾，「說話的輕重」這件事，很重要。

《雨季》中的男主角布魯諾是位電視台編劇，專門生產通俗、灑狗血、迎合大眾口味的六點檔電視劇本，不過他人生所捲入的一連串事件，聽來都要比他的作品更有戲劇張力了。有趣的是，人類歷史數千年，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與思想脈絡，對於所謂「通俗劇」的認知，卻相差無幾，不外乎人生所有意想不到、因緣巧合下的悲歡離合，親情與愛情，死亡與生命。我們熟知的所有通俗劇元素，《雨季》一樣也沒少：已婚的電視台編劇與女助理西碧樂外遇；八歲的兒子Zippo不巧在一場車禍中喪命，為編劇早已失去新意的婚姻帶來更多危機（或轉機）；車禍肇事者是紀錄片工作者梅蘭妮，當時她正錄著一段分手留言，與女友coco嘗試多次的人工受孕，早已讓她筋疲力盡；當肇事者被送進醫院時，coco才剛告訴她受孕成功的好消息，卻在這時聽見了那通分手留言；接著，男童之母／編劇之妻寶拉與coco相遇，聽著coco描述她如何將精子注射到自己體內，那天剛好是Zippo身亡的前一日，不禁讓寶拉深信這個新生命是兒子的靈魂投胎遷居…

以上情節，要說是今年度八點檔最新力作、或是暑期強檔驚悚片，大概都毫無違和感。至於這齣戲的結構，也符合了傳統西方的三幕劇形式：第一幕以悲劇車禍破題，點出每個角色在此事件中所佔據的位置，以及人物關係、背景提要；第二幕為事件發生後的延伸開展，人物關係重組（編劇與助理、妻子與肇事者女友、肇事者一人），各分三線分別到了不同地方療傷（依前句順序，各為獨木舟之旅、海邊度假小屋、越南）；隨著故事線越發複雜，五人最後在第三幕返回日常，試圖為眼前混亂局面尋求解決之道，有人試著回歸生活秩序，有人試著創造新生活，為結尾帶了更多內在衝突。只是，在匯集所有通俗劇元素、工整戲劇主結構之外，《雨季》卻與我們所熟知的通俗劇相差甚遠，那正在於語言的份量。

《雨季》的舞台後上方，高高懸掛著一個收音機──現代社會最能證明「Words speak louder than action（說了什麼比做了什麼還重要）」的科技產品。光從其水平移動，在舞台之上遊走的軌跡，就為「語言」建立了某種綜觀一切的全知觀點。無論是那些由不同角色敘述的外在場景描述、或是角色內在心境反射，都讓「話」成了較角色、場景、事件更高一層的存在。此外，在這通俗劇般曲折離奇的劇情中，許多重大事件皆是由「話語」所推動，人物關係也深受「話語」影響：愛吃蝴蝶結麵包的兒子，生前聽到母親最後的話，竟是母親的責罵，這也成為寶拉無法放下的愧疚；布魯諾對於他在電台訪問中所說的話耿耿於懷，成了他在自我肯定或否定間的掙扎；還有梅蘭妮那通分手訊息，成了肇禍元凶；而在留言與聽取留言之間的時間差，也為這對戀人的關係製造更多張力。每個人口中所說的話，更帶著某種哈洛．品特（Harold Pinter）式的言不及義或言外之意，藉由彼此間說了什麼、沒說什麼、回應了什麼、沒回應什麼，來處理細微變動的多線人物關係。正如從收音機傳來的路況報導，一句陳述事實的「因車禍肇事請改道而行」，對於寶拉來說，改道的卻是她一整個人生。至此，語言在不同聽者、說者間落下的不同份量，讓語言成為變動的「行動」本身。

語言除了「行動」之外，甚至負擔了場景的建立。在這由數個尖頂矮屋擺放的舞台上，帶來了如空台般的自由感。除了由麵包、娃娃、獨木舟划槳等道具清楚指涉的特定場景外，剩下的留白，都需藉戲劇手法化虛為實。語言，因此成為建立場景的最佳工具。只是，語言所呈現的，並非單調、一覽無遺的全景敘述，反而如電影鏡頭般，替劇場觀眾選擇了過往少見的鉅細靡遺，像是反覆出現的「露台可以直接走到海邊」、「麵包起司滲出不規則邊緣」、「Zippo房間分做兩堆的衣服」、「越南少數民族身上被布料染色的藍藍皮膚」。儘管我們眼前所見的舞台，是如此「寫意」地憑著想像力轉換為各種場域，從語言中所堆砌的視覺畫面，卻以極度寫實地特寫，聚焦於意想不到的細節，以劇中人物心中所見反映了他們的心理狀態，讓劇場空間與語言畫面產生了另一種虛實連結。

導演丹妮耶拉．克朗茲( Daniela Kranz ) 在周日午場演後座談曾表示，斜頂矮屋讓她想到劇中關鍵的下雨、淹水場景，更與劇名《雨季》呼應，就像是城市全被淹沒後，只剩尖尖的屋頂浮出水面，成了角色們的生活空間。不過對我來說，《雨季》之舞台設計最有說服力的，並非它如何以象徵市景詮釋人物交錯的情感關係，又或以超現實、變形延展的幾何圖形，如男孩把玩的魔術方塊般，拼湊出生命的各種可能性──而是雙邊斜頂與語言對話間所創造的有趣互動。劇中角色之對話常不在同一基準點上，彼此刻意地顧左右而言他。例如劇中一場布魯諾與西碧樂的床戲，當西碧樂與布魯諾談起兩人關係時，布魯諾卻陷在兒子身亡的話題；當西碧樂要回應這個話題，布魯諾又說起別的事。兩人要說的話，始終對不在一起。「不在同一基準」的對話，一旦被轉換成戲劇動作，就讓我們見到角色不斷在斜頂上上下下（有時某方則靜止不動），像是另種常見的翹翹板對話關係，只是少了對立式的權力結構，而多了些流動性，用動作畫面強調了在「說出口的語言」、「心中真正的想法」、「對方聽見的話之間」，總是帶著些許漂浮落差。

這般刻意營造的飄浮感，也因此成為《雨季》全劇基調，更試圖要把語言無法掌握的失重感，延伸至觀眾的理解中。光是伴隨每個命運轉折時刻所響起的輕快爵士老歌《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就擺明了要與「一場車禍改變五人命運」的沉重命題作對到底。只是在某些時刻，漂浮的語言卻也令人失了著力點。有些荒謬到幾乎要發笑的台詞，卻少了些反諷的力道，只因猜不透話中真正情緒、涵義，而略感不安。以我所觀看的周日午場為例，直到梅蘭妮宣告紀錄片失敗的歌聲舞步，觀眾席才慢慢傳出含蓄、壓抑，終至完全爆發、不再隱忍的笑聲。當「輕盈」成了一種常態，是否也再無所謂輕盈？

以語言作為這篇文之主角，大概是想要為語言在過往當代劇場所受到的冷落，做點補償。儘管當代劇場這些年來對於當下性、身體性的要求，似已取代文字語言的講究，我最後依然想要拿《雨季》與文學創作作為比擬。在過去，文學作品總是以精采故事搭配精彩文字，有時還加上點作家哲思與人文情懷。但既然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故事道理都說了差不多後，只剩文字本身能推陳出新。重點不在是你寫了什麼，而是你怎麼寫。我在《雨季》劇中，也看到了類似的企圖，試著在一個最平常、最通俗的故事情節中，藉著文字語言變化新意，甚至運用各種劇場元素來成就語言的份量。在這輕盈卻重要的耐人尋味中，也讓我們這些不願放棄文字的人，繼續對舞台上所說出口的話，懷抱著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