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白色說書人》後，同黨劇團此次的《父親母親》同樣是以政治受難者二代的視角，欲體現「獄外之囚」的受難經歷。不同在於，本劇的主人翁阿文（吳世偉飾）比起《白色說書人》的王文彬懷有更強烈的行動，甚至在養父的喪禮後立即踏上了尋（生）父之旅。不過，與其說是他的尋根之旅，不如說是阿文的觀念輕易被納入了當今語境敘事之中「政治正確」的教育之途：我發現了、我不能接受，但我最後釋然了。下了這樣的評價並無好壞，因為每個人都有詮釋或建構歷史的權利，而在看完戲後，白色恐怖的定義對我而言更抽象了，似乎意圖以某種歷史階段當作背景，強調當代的特定立場，並使用（國家或者社會）威權下的思想不自由與性別不自由的雙重「人權」問題，製造、烘托出動容的溫情和耽美【1】氛圍。

劇場作為媒介，何以將歷史、記憶和社會三方彼此呼應？作為白色恐佈主題的相關劇碼，《父親母親》擷取的受難者形象是前衛的，誰能去想像當時的同志族群面貌為何？當我們在講歷史結構或者恐懼經驗之際，白色恐怖底下的「酷兒」（Queer）與當代被拋擲於角落暗處，不見天日的少數群體苦難經驗有什麼不同之處？如今相關性議題的史料少之又少，創作者也只能根據兩個案例去想像，包括曾被鳳山海軍招待所軍官強暴，彷彿被當「男妓」的馮馮（同志作家），以及身著女裝逃亡的蔡志愿。尤其蔡志愿寫下那句「假使我是一個女人」，【2】開啟我們對於其心境的好奇，是想藉由女性身份滿天過海，亦或是性認同的啟蒙已經不得而知了。阿文的父親米粉（林子恆飾）便是以這般人物進行擴寫和虛構，沒有奇觀式地誇大與娛樂化，而是回到最純粹的愛情與親情，呼應著當代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公投，那樣的「自由」渴望是容易被理解和情感帶入。相對地，如前言談及的「抽象」，除了溫情之外，我們該怎麼去看待其他的「政治」受難人或政治「異己」？

其實此劇對「自由」的描繪是具多樣性地，包含阿文需要瞭解自身身世的自由，兒子阿凱（徐浩忠飾）需要同婚的自由，米粉需要跨性別的自由，米粉的男友貓仔（韋以丞飾）則需要真正「思想」上的自由。換言之，在邱安忱的筆下的人物，展現強烈的慾望使得每個人的行動線相當明確、透明，利用多種自由權利側擊回應白色恐怖與人權迫害時代的壓迫體制。不僅如此，當身為中年傳統男子意外發現了自己的父親和兒子皆是「酷兒」時，他反而從一名「受難者」轉為扮演「加害者」，突如其來的驚嚇和挫敗感令阿文開始正視與自己不同的臉孔，的確是為「苦難之外」的經歷開展新的敘事路徑可能。只是當阿文在同婚立場和性取向開始與兒子產生爭辯時，由於本身些許台詞和演員的詮釋具有滑稽感，兩人的交鋒瞬間在觀眾的哄然笑聲中被沖淡了，輕易化解了現實中不可化約地失敗經驗。當阿文被阿凱嗆說，「你有外遇」、「你恨的是他們不按照你要的活，可是他們活得更好」、「面子沒那麼重要」等，若人物少了幾次路轉峰迴的自我省思，到最後的親子和解著實顯得稀鬆。

布袋戲班從日據時代到國民黨政府的島內肅清，布袋戲必須隨著皇民化運動與反共抗俄的命令揚棄傳統劇目和鼓樂，逼迫被收編為宣揚政令有關的愛國劇團。布袋戲和貓仔的生命彷彿相依相生，台上台下的人物都是被掌控的「柴頭尪仔」；原本他順應著時代欲將傳統布袋戲進行變革，然而「狗去豬來」，政治力的介入與管制更為嚴格，貓仔的思想逐漸變得「危險」、左傾。礙於篇幅，貓仔的怎麼承繼左翼的志業儼然在本劇不是重點，在「安樂園」旁畫「五顆星」的脈絡也是一語帶過。從內容而言，貓仔有好的藝術情懷與理想性，但不得而知的是他是怎麼開始對社會產生濃厚的關懷？何以將「左」作為「信仰」，進而為它奮不顧身、殺身成仁？當貓仔脫去革命者的華服，他的任務就是當一名暖心的男友，給予米粉扮裝的信心：「做自己、愛自己，成就自己」、「為了自己的認同和信仰我死無遺憾，請你也為自己的身份認同而活著」。乍聽之下極為窩心，也成就了後來米粉與貓仔生死離別的煽情戲。但將時代下雙重的束縛同一而論，皆化為當今的普世價值；若用自由主義來去掉歷史與脈絡，我們又能多了解人權的內涵呢？

註釋

1、「耽美」一詞，出自於日語Boy’s Love的音譯，代表著男性與男性之間的唯美戀情。

2、在2020年人權藝術生活節《寂靜的迴響〉音樂會，歌手林奕碩曾以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蔡志愿為原型，創作這首〈假使我是一個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