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人權包裝下的歷史敘事《父親母親》
十二月
29
2021
父親母親(同黨劇團提供/攝影唐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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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韋樵(專案評論人)

繼《白色說書人》後,同黨劇團此次的《父親母親》同樣是以政治受難者二代的視角,欲體現「獄外之囚」的受難經歷。不同在於,本劇的主人翁阿文(吳世偉飾)比起《白色說書人》的王文彬懷有更強烈的行動,甚至在養父的喪禮後立即踏上了尋(生)父之旅。不過,與其說是他的尋根之旅,不如說是阿文的觀念輕易被納入了當今語境敘事之中「政治正確」的教育之途:我發現了、我不能接受,但我最後釋然了。下了這樣的評價並無好壞,因為每個人都有詮釋或建構歷史的權利,而在看完戲後,白色恐怖的定義對我而言更抽象了,似乎意圖以某種歷史階段當作背景,強調當代的特定立場,並使用(國家或者社會)威權下的思想不自由與性別不自由的雙重「人權」問題,製造、烘托出動容的溫情和耽美【1】氛圍。

劇場作為媒介,何以將歷史、記憶和社會三方彼此呼應?作為白色恐佈主題的相關劇碼,《父親母親》擷取的受難者形象是前衛的,誰能去想像當時的同志族群面貌為何?當我們在講歷史結構或者恐懼經驗之際,白色恐怖底下的「酷兒」(Queer)與當代被拋擲於角落暗處,不見天日的少數群體苦難經驗有什麼不同之處?如今相關性議題的史料少之又少,創作者也只能根據兩個案例去想像,包括曾被鳳山海軍招待所軍官強暴,彷彿被當「男妓」的馮馮(同志作家),以及身著女裝逃亡的蔡志愿。尤其蔡志愿寫下那句「假使我是一個女人」,【2】開啟我們對於其心境的好奇,是想藉由女性身份滿天過海,亦或是性認同的啟蒙已經不得而知了。阿文的父親米粉(林子恆飾)便是以這般人物進行擴寫和虛構,沒有奇觀式地誇大與娛樂化,而是回到最純粹的愛情與親情,呼應著當代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公投,那樣的「自由」渴望是容易被理解和情感帶入。相對地,如前言談及的「抽象」,除了溫情之外,我們該怎麼去看待其他的「政治」受難人或政治「異己」?

其實此劇對「自由」的描繪是具多樣性地,包含阿文需要瞭解自身身世的自由,兒子阿凱(徐浩忠飾)需要同婚的自由,米粉需要跨性別的自由,米粉的男友貓仔(韋以丞飾)則需要真正「思想」上的自由。換言之,在邱安忱的筆下的人物,展現強烈的慾望使得每個人的行動線相當明確、透明,利用多種自由權利側擊回應白色恐怖與人權迫害時代的壓迫體制。不僅如此,當身為中年傳統男子意外發現了自己的父親和兒子皆是「酷兒」時,他反而從一名「受難者」轉為扮演「加害者」,突如其來的驚嚇和挫敗感令阿文開始正視與自己不同的臉孔,的確是為「苦難之外」的經歷開展新的敘事路徑可能。只是當阿文在同婚立場和性取向開始與兒子產生爭辯時,由於本身些許台詞和演員的詮釋具有滑稽感,兩人的交鋒瞬間在觀眾的哄然笑聲中被沖淡了,輕易化解了現實中不可化約地失敗經驗。當阿文被阿凱嗆說,「你有外遇」、「你恨的是他們不按照你要的活,可是他們活得更好」、「面子沒那麼重要」等,若人物少了幾次路轉峰迴的自我省思,到最後的親子和解著實顯得稀鬆。

布袋戲班從日據時代到國民黨政府的島內肅清,布袋戲必須隨著皇民化運動與反共抗俄的命令揚棄傳統劇目和鼓樂,逼迫被收編為宣揚政令有關的愛國劇團。布袋戲和貓仔的生命彷彿相依相生,台上台下的人物都是被掌控的「柴頭尪仔」;原本他順應著時代欲將傳統布袋戲進行變革,然而「狗去豬來」,政治力的介入與管制更為嚴格,貓仔的思想逐漸變得「危險」、左傾。礙於篇幅,貓仔的怎麼承繼左翼的志業儼然在本劇不是重點,在「安樂園」旁畫「五顆星」的脈絡也是一語帶過。從內容而言,貓仔有好的藝術情懷與理想性,但不得而知的是他是怎麼開始對社會產生濃厚的關懷?何以將「左」作為「信仰」,進而為它奮不顧身、殺身成仁?當貓仔脫去革命者的華服,他的任務就是當一名暖心的男友,給予米粉扮裝的信心:「做自己、愛自己,成就自己」、「為了自己的認同和信仰我死無遺憾,請你也為自己的身份認同而活著」。乍聽之下極為窩心,也成就了後來米粉與貓仔生死離別的煽情戲。但將時代下雙重的束縛同一而論,皆化為當今的普世價值;若用自由主義來去掉歷史與脈絡,我們又能多了解人權的內涵呢?

註釋

1、「耽美」一詞,出自於日語Boy’s Love的音譯,代表著男性與男性之間的唯美戀情。

2、在2020年人權藝術生活節《寂靜的迴響〉音樂會,歌手林奕碩曾以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蔡志愿為原型,創作這首〈假使我是一個女人〉。

《父親母親》

演出|同黨劇團
時間|2021/12/18 19:30
地點|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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