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欣衡（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

同黨劇團的《父親母親》以兩小時的展演，將橫跨數十年的臺灣史、布袋戲文化、同志、社會運動、白色恐怖事件及其周遭與後遺等議題，在一趟尋父之旅裡開展，也收束於對追尋認同與自由的當代觀點。

故事是這樣的：在養父的葬禮後，已屆中年的養子阿文沿著一張疑似是親生父親的照片，跑遍全臺灣尋覓生父行蹤，一站又一站地拜訪多位布袋戲師傅。藉由場景人物的不斷變換，前半段猶如再走一遍貓仔（王三祿）從離家自立、輾轉待過北中南各地戲班的遷徙歷程，重蹈舊人足跡，並讓整齣劇始終維持著一股懸而未決的張力。同時，敘事節奏亦掌控得宜，每個段落都在逐漸推動阿文接近生父，並鋪陳阿文與阿凱的和解。演到一半，阿文到國家檔案局去查資料後，赫然發現生父另有其人，使看似線性進展的尋父之旅戛然擱淺，並牽扯出一條相鄰的生命軌跡：貓仔的伴侶米粉（呂蒼一），才是阿文的生父／母。當我們知道米粉是跨女時，「父親母親」的劇名才作為一早鋪就的伏線，顯露其意義。

在舞台調度方面，導演時而安排身處不同時代的人物在同一場景空間並置。例如年邁的坤輝向阿文憶述昔日與貓仔的交情，以及數十年前結伴遊樂、組成「天外天」戲班的少年坤輝和貓仔；曾到大稻埕請求給戲班做二手的年輕貓仔，與如今前來探詢的阿文。在簡約的舞台設計下，場景因有了歷史的縱深而顯得信服，兼述及布袋戲人事的流傳與斷裂。此外，通過敘事的跳接，「養父—阿文」、「阿文—兒子」兩對父子呈現平行關係：養父討厭阿文看布袋戲，阿文嫌惡兒子「碰政治」，同樣是家父長以訓誡禁令表現親情的典型，也側映白色恐怖記憶與禁忌的跨世代綿延。相對而言，祖孫關係則呈現為過於順暢而輕易的結盟。當兒子阿凱得悉阿公嬤米粉「也是」酷兒後，當即興奮不已：「阿公是一個diva，他走在時代的尖端欸！」原先因同婚公投意見不合而與阿文裂隙甚深的他，立刻轉向幫助與鼓勵父親瞭解生父，似乎轉折過快，彷彿過往累積的怨懟不滿，都能在祖孫酷兒結盟的契機下釋懷。

《父》討論白色恐怖的方式，並非聚焦於當事人的受難經驗，而是「向外發散，照亮那些外圍、交叉、擦邊、輻射的事件邊角」【1】。這既是發散，也是失焦與再聚焦的過程：因加入組織而受牽連判刑的貓仔，其思想歷程與意識從未得到旁眾交代，我的理解始終停留在模糊的「他不甘台灣人像戲偶般被操縱」。對當事人理想的一知半解，或許是白恐受難者家屬的常態；在戲劇效果上，則讓敘事重心轉移至眾「獄外之囚」的追求，而這種追求是透過當代對「做自己」的詮釋與重視，而得以在緊湊的劇情裡快速為觀眾所理解與同情。

全劇以「做自己、愛自己，成就自己」（貓仔語）的勉勵，串接起諸多困難議題。於是，台灣民主國是「他們決定要為自己做主」、同運抗爭者是「我本來就是這個樣子」、貓仔跟坤輝組戲班與阿凱應徵立委助理都「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已」，貓仔在綠島的外省舍友「為了自己的認同死而無憾，請你也要為你的認同勇敢活下去」——據此，「自由」被呈現為免於壓迫與束縛的理想，「認同」則是每個人應為之奮鬥、抵抗不自由的根祇。操演跨性別身分的自由、解嚴後的參政自由、同婚的自由、思想與組織自由，看似林總錯雜，實則收束於自由的單一詞彙與理解。代價是未能呈現，在不同歷史情境與社會脈絡底下，構成人們追求的要素各異：當年左翼受難者所追求的階級解放，與2018年公投追求的同志權益，乃基於迥異的前提與願景。什麼是做自己、為什麼要做自己，似乎缺乏進一步的討論與辯證。

圍繞著尋父而組織的敘事，歸結以略顯溫情（sentimental）的親子和解。阿文和阿凱一同到米粉開設的安樂園基吧（gay bar），聽米粉講述自己在數十年間、在貓仔的精神支持下，蛻變為公開出櫃的跨女。回家後，阿文終於對阿凱說：「如果你有交那個朋友的話，就帶回來看看。」原本堅拒兒子是同志的父親，在發覺生父「竟也是」酷兒後，朝向寬容與接受異己的存在。父子久別重逢，原是溫情主義的典型情境，常被詬病為再製既有權威階序架構【2】。然而，當「長輩」本就是離經叛道的酷兒，孝道規範是否也具有動搖父權異男觀念的潛能？一場跨越世代的追尋，祖孫結盟與結尾的父子諒解似乎太過輕易，人物之間的交叉碰撞與影響反而是這齣戲更動人之處。

註：

1、鄭芳婷，〈【OPENTIX LIVE】《父親母親》好評推薦〉https://www.opentix.life/event/1504447330317643778
2、周蕾，〈《溫情主義寓言・當代華語電影》：11種溫情主義典型情境，理想的孝道是華人特有的核心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1903/full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