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作品與它的觀眾之間有沒有可能更沒有藩籬？這是1960年代，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所思考的問題。當十九世紀的華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實踐了一種凝固、莊嚴的時空場域，意圖讓觀眾在漆黑劇場裡，體會創作者以聲光、表演所展開的內在全景，久而久之，它成為使觀眾在這門強調現場性的藝術裡全然噤聲的形式。那麼，該如何最大程度擾動、重新激起此停滯關係的漣漪？在劇場形式勃發的1960年代，成為迫切的問題。另一方面，這個問題展示的焦慮是，現代戲劇精神有無可能藉由形式思考，返回其起源時期，那狂亂城市酒神祭裡，備受推崇的戴奧尼瑟斯精神？透過理性秩序被懸置的癲狂裡，催生了一種發言與詮釋權的平等。《莎喲娜啦》的辦桌形式，恰好呼應了此思考脈絡。

互動、參與之於作品的重要性，從創作者安排的篇幅與力道可窺知一二。以宮廟前廣場作為演出場地、僅限晚間的演出場次（遠離日光）、距演出地三十米外，便可聽見重低音喇叭節奏的撩撥、裝在辣妹檳榔盒裡的節目單、演員華麗的亮片裝扮與衣服、不斷站上圓凳的熱舞、熱騰騰的辦桌菜餚等，一切元素共同指出，作品以非強迫觀眾的方式，意圖透過製作方一己之力，試圖營造一種理性與秩序被暫停的同樂式世界。接下來，琳瑯滿目的不同主題開始穿插其中：拿筷子拿越高嫁越遠的迷信、廢死議題、布袋戲、二龍競渡由來、大陳島撤退等。隨著議題增加，置身作品中依然抱持警覺與疏離的觀眾（那亦是不同議題所挑起的意識），開始面臨一道智性上的問題：作品透過這些組合，試圖對自己展示、重新盤整出何種全體景觀？

演後閒聊裡，主要編創者兼製作人劉銘傑提到，創作發想於為推廣藝文活動舉辦的工作坊；作為發表，試圖把青少年學員感興趣的議題，共同放入一場演出。為達成此目的，辦桌成為其很快想到的手段。將此背景與演出內容扣合，那麼，前述那道智性上的問題，很可能注定難以得到妥善地回答。因為，無論從創作淵源、或「作者已死」的剖析角度，確實都找不到可以將各種議題串聯為整體世界觀的詮釋。這並不意外。因為，其中每個議題很可能都具備由單一齣戲盡力擴張，才可能包覆起較完整詮釋與意義的容量；尤其廢死議題，與地方歷史結合的二龍競渡由來、布袋戲發展、大陳島撤退等更是如此。然而，當每個議題僅能分配十到二十分鐘，各自蜻蜓點水的結果，或許也在創作者意料之中。這並不代表它完全沒有意義，精確來說，情況是：演出之於創作者的意義，遠大於純觀眾方（地方民眾與親友除外，大抵上，程度隨與製作人員關係的親密度呈正比）。

儘管如此，演出依然對所有人無差別地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使一個矛盾的問題浮現出來：如果對純粹觀眾而言，智性上的收穫難以滿足，那麼如何界定、看待那些非理性的、感性與感官層面難以否認的銘刻？這不宜簡單否定為虛無，相反地──由於實在罕見，所以機會難得：一齣戲在智性上的給予，與感性的給予，如此懸殊──因此，正視此問題，意味著從非理性視野出發，重新探索人對戲劇究竟抱持何種想像與期待？為了理解這件事，筆者決定以增補方式思考：想像另一種理想狀況，《莎喲娜啦》在智性上的成功，與感性完全並駕齊驅，那將是個不可思議的經驗。那將證明，在癲狂、混亂的行動間，人對於世界，真的有重新被自己與周邊人事物關係重新啟蒙的可能。如此感性與智性高度疊加的銘刻所形成的影響，勢必比眼下版本的《莎喲娜啦》更難以抹去。

那真的可能，就可以完整回應謝喜納的目標了（儘管他當時針對打破藩籬的思考，可能尚未觸及如此形而上的哲學層面）。在一種酒神式的瘋狂與平等裡，感性經驗的渲染增強了智性層面的刺激。因此，在演出方與觀眾方都十足「在場」（present）、打開一切感受力的條件下，戲劇裡的戴奧尼瑟斯與阿波羅神同台現形。宮廟廣場前的演出，很可能因此帶領觀眾重返現代戲劇脈絡裡，古希臘露天劇場那種可恣意飲酒、喧嘩、同時思考的精神。

藉此，我們重新發現了非理性體驗（感性、感官）之於戲劇裡的位置。對於為何而演、為何觀看之屬的提問，它摒除了哲學式的理性回答，而侵入式地佔領時間，並賦予意義。那麼，對任何戲劇演出的評價，就可以簡單劃分為理性與非理性層次的滿足。當然，它們之間並非涇渭分明，而是彼此連通；就像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能藉刺激思考，回應觀眾由感性產生，卻須以理性手段解決的問題一樣。它也同時回應，那種在智性上展現高度縝密與野心，卻無法說服人的作品，在特定面向展現的貧瘠，以及為何儘管一絲不苟，仍可能造成理解經驗的傾斜與疏離。因為，所有哲學、智識、與理性可能終究還是非理性需求下的衍生物。形而上的位階裡，非理性更加基礎。愛、感性、感官、生存。全然抽離這些，一切言談與表現仍將無所適從。

《莎喲娜啦》在觀演現場展示的，便是在當代時空裡呈現「非理性」壓倒性存在的狀態。當然，從製作方內部來看，更加珍貴的是田野踏查過程得到的收穫，以及從辦藝文工作坊給青少年的時期起所激起的互動、人際關係與思考漣漪。在演出背後，那是另一不為觀眾所知的世界。在幕前，它成為很好的載體，幫助我們重新評估理性與非理性的關係，以及如果可以這樣討論──後者有什麼「意義」？那是難以靠邏輯與理性話語收攝的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