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門2的《春鬥2018》，今年只有兩個編舞者劉冠詳與蔡柏璋，分別編導〈變態〉與〈Aller Simple〉。看完以後的第一個疑問是：「編創者關心的東西，如果我真的覺得很難關心，或不受說服，要怎麼辦？」第二個問題是：「不關心時，演出擺在劇場的脈絡是如何？」第三個問題是：「如果我開始覺得舞者，其實都是編創者自己的倒影，那麼，如何評估這個作品與演出者之間的關係？」最後，「春鬥」本身，到底是什麼？推出新興編舞家跟雲2的動能何在？編創者在「被推薦與推出」時，內在策略何在？

看演出時，我的腦中出現了幾個過往春鬥的作品，其一是伍國柱的〈斷章〉，其二是布拉瑞揚的〈出遊〉，最後則是孫尚綺的〈鼠輩〉。想到伍國柱，是因為〈斷章〉裡有種身體的焦躁，與劉冠詳〈變態〉對舞者的需求感受相似，布拉瑞揚的〈出遊〉裡有個持著行李箱移動的舞者，隱喻著死亡，也讓我聯想到蔡柏璋使用物件的方式，孫尚綺的〈鼠輩〉，則是因為作品要求舞者必須有某些個人性的連結，哭泣、焦躁、聲音，這也是春鬥2018兩個編舞者都處理到的手法。

身體的躁鬱、奇形怪狀，物件的隱喻，舞者的表演性與戲劇性，都不是少見的作法，如何讓隱喻與表演產生深度或連結，進入編創者想要而自己也信服的狀態，決定了作品呈現的真正樣態。雲門2的舞者，接觸如此多不同的編舞家（先不論是否春鬥的編舞家是否真的落在光譜的不同端點），身體是否相對找到自由呢？看完《春鬥2018》，奇妙的是，很少感覺雲2舞者自由。這種不自由，好像是編創者期望他們自由也難以自由，有時候，也可能是編創者期望的只有自己的自由。要怎麼形容這種不自由，嚴格說來就是盡心盡力把事情做好，但自己似乎沒有很過癮的狀態。身體技巧體能都讓人敬佩，但有時感覺缺少人味。

縱使劉冠詳標題寫著〈變態〉，動作力圖變態，身體能否內化是個問題。〈變態〉應該要是個汁液淋漓的作品，至少我想劉冠詳跟鐘柏勳在聲音上有這樣的企圖，身體上也多少可以感覺到要去擠壓出自我內在惡性的可能。然而運用聲音創造環境、給予刺激的過程，或許太過單向。我可以想像劉冠詳自己跳〈變態〉，也能想像他「聽」聲音可能會的反應，但舞者如何理解聲音？是否討論過這些聲音的狀態？聲音是在什麼時候成為「被聽見」而非「強逼而來」？如果聲音必須強逼，必須製造壓迫，那麼張力何時有效，何時造成疲乏？這是可以商榷的議題。

假如說春鬥是展演編創者能力的拍賣場，我感覺劉冠詳在〈變態〉拍賣的是編舞家身兼聲音設計的身份。為了要讓這個拍賣產生效力，演出者必須足夠變態，劉冠詳也必須勾引他們的變態，而不只是執行變態的樣貌。如無內化，奮力的嘗試可能就成為舞作的焦點，而非變態本身。當然，我也在場上看到舞者彼此找到關聯的時刻，那時間，表達就較為飽滿，但可惜並非始終如此。

聲音上，如何讓聲音傳導至表演者與觀眾之間，應該是評估的標準。假如劉冠詳渴望直白與爆炸的聲音處理，那麼直觀的聲音想像（例如他的聲音），也必須要相應地具備層次。直觀並不等同於同樣的強度或單向，如果要聽吶喊、口水，那麼就做到底吧。相比之下，電子合成器的處理，較為理性而能夠找到聲音的意向，同時也是整體動力的催促者。雖然，我覺得有些部分，仍舊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些問題是從看了《棄者》就產生的疑問，劉冠詳確實在身體上創造了風格，舞作開始近乎人體蜈蚣般的調度，其顫抖、爬行、連接，其實是有意思的，而且很像Ｂ級片。在手上沒拿節目單時，也會直覺這是他的手法。然而一次調度多個舞者，會看見處理身體質感上的力有未逮。編舞就整體結構而言，仍存在有趣之處，但有些重複並未產生效果。舞作裡的燈光，讓這理應高張但有時感覺疲乏的作品，產生一點點差異與趣味。服裝也幫助創造了想像空間，尤其是無論男女胯下的好大一包，讓人深深感覺這真是一支有潛力可以欲求不滿的作品。但當然，胯下好大一包，並不代表射出來不會是空包彈，這真的還是需要更細緻的表演調度，才有可能讓一切元素成真。

我所看見的問題，並不能歸咎於舞者，也不只是劉冠詳力有未逮，我覺得要問的應該是觀眾看不見的創作生產過程。在看〈變態〉時，我感覺自己看見一個極小的宇宙，又或者可以說是一個小小玻璃箱裡面尚未成形的生態（還不是生態系）。每件事情都照著編創者的腳步走時，作品本身能夠提供的呼吸空間反而小了。當作者的意志凌駕了一切，舞者與觀眾作為有血肉的人，究竟要在什麼地方讓這血與肉與創作相接？我覺得是值得觀察的問題。

相比之下，蔡柏璋的〈Aller Simple〉對於舞者的個體性，在乎得多一些。或者是，他試著用舞者自己的生命去做功課，去講一個簡單的事情，講人的前進後退，尋找回憶與啟程。但不知為何，明明用了不少舞者自己的功課與回憶，大致上卻還是覺得這似乎是創作者自己的單程票。這個主題可能的含義與詩意（雖然我仍然不懂為何標題使用法文），似乎還是缺少了接榫點。

就節奏而言，〈Aller Simple〉在音樂的處理或燈光上，都擁有讓舞作前進的動態，不過就舞作本身，整體結構上讓我聯想到命題作文，似乎缺乏較大的連結空間。我感受舞者奮力地去做，但是有時不確定他們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結構上，一開始串接行動的錄音，是否有必要在最後重新出現？如果舞者已經開始吃番茄解放自我，或許無需讓人聲再次浮現？

前進、後退、停止、爬行，呼吸、哭泣、掙脫、言語、麥克風現身（聲），都是直白的處理，其中也有「畫面好看」之處，但真實性並不是在每個舞者的身上浮現。或許楊凌凱是少數在其中較能將奮力慢慢轉化為行動的舞者，我也可以理解為何由她去唸出舞者自己的生命課題。但某些細微呼吸與轉化的時刻，例如麥克風對著舞者，聽他們的呼吸與嗚咽，我有時會看到「為了麥克風做聲音」的狀態，在此前，在此後，稱不上是連續狀態。有些時候，節奏的斷裂是為了跳進另一個空間，但有時候，節奏的斷裂似乎更像是被動地等待。

這個作品的燈光、音樂設計、服裝設計功不可沒，讓整個作品有了呼吸，然而〈Aller Simple〉也像〈變態〉一樣，環繞著創作者的內在核心，其中的封閉性讓我感到憂心。尤其符號的拼貼與使用，與舞者的身體擺在一起時，無法並行前進，對我而言是取捨的兩難。

春鬥2018，編創者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說了自己想說的話，但似乎也就言盡於此。如果說春鬥始終的目標是推出他們有興趣的編創者，與蔡柏璋的合作，是跨界演出的嘗試，或者是為雲2舞者開啟另一扇表演之門的嘗試？假設說是為了雲2舞者，我相信舞者跟蔡柏璋的工作過程，一定也新鮮有趣味。但放回舞蹈的脈絡，思考舞蹈與戲劇的跨界合作，思考跨界的可能性時，整個作品的呈現，在結構與身體上，都不是特別豐富。

春鬥作為常態節目，對雲門2是有意義的，雲門2團，不管是社區經營與跟年輕編舞家的合作，我也覺得是好的模式。但是，回歸排練場到上台演出，身體可以走去哪裡？這或許也是一個策展問題，又或者，他必須要開始是一個策展問題。回歸到工作過程，舞者怎麼看待自己？在作品的流轉之間，他們覺得自己是什麼？如果編創者說了自己想說的話，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但舞者讓人感覺僅僅在執行創作者的意志，那我們就流失了他們的人性。在執行與「做」之間，需要一點自我的存在。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劉冠詳跟簡晶瀅的合作是那麼有趣。在強大的表演者面前，創作者的意志會在他們身上長出翅膀。然而，創造強大的表演者，不只是表演者的課題，也是舞者、創作者、創作群在工作過程中必須重新翻新的課題；不管是多請一位戲劇顧問也好，又或者是去重新賦予舞者權力，讓他們有在作品中呼吸的自由，或者是去思考編創者邀演的內在邏輯，或許都有必要。1999年，雲門2團創立，至今將近二十年，新團也變成老團。與不同創作者合作的模式，確實美好，但也只有在彼此之間創造更強動能時，才有可能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