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雕龍（特約評論人）

「現代音樂」在二戰後的臺灣被創作手法截然不同的幾個世代作曲家接續用過之後，雖然依舊是一面勃勃招風的大纛，但面上的字符似乎已模糊不清。在這面旗幟之下，幾乎始終保持著某種挑戰人姿態作曲家之一的，是潘皇龍。他不僅對自己的創作維持著他認同的某種原則，更特別些的，是他常常不吝於立即表達他對其他更容易聽得懂的音樂不以為然的評斷。在當下這個人人皆怕得罪人人的時代，他堅持立場且誠實又直接的態度讓我印象深刻。這樣的「潘老師」讓我多年來始終又敬又畏。

2018年某一次他邀我聽他的新作發表，事先說是「聽了或許會嚇一跳」，到了現場，他才提點到他特別放了「旋律」在裡面。可惜當時音樂會還有其他更富鮮明旋律的樂曲，整體而言，還是反襯出他作品中那一如往常的秀異和繁富。倒是他音樂之外的那份不失幽默的迂迴誘導手法，讓我認識了潘皇龍「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另一面。當年那個「嚇一跳」的允諾，直到我經歷了2020年他的《大燈對》的「管弦交響協奏曲」的新作首演，才讓我想起來，那未完成的終要實現。

《大燈對》是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委託潘皇龍為其五十週年團慶而進行的創作，於八月二十二日在臺北市的臺北城市舞台首演，並由曾獲大獎的青年指揮家吳曜宇指揮北市交演出。潘皇龍在自己的演前導聆中很清楚地說明了，他除了從北管曲牌〈大瓶爵〉和〈大燈對〉借來旋律重塑動機外，還如何從「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的英文名稱tAipEi SympHony orCHEStrA中挑出與字母對應的A、E、Es、H、C、H、E、Es、A等音符作為骨幹音來進行展延和變化。用名字的字母來構成音樂動機在近代的西方古典音樂中有名的例子，例如有巴赫的完整姓氏「B、Ａ、C、H」動機，或是蕭士塔高維契縮寫之姓、名各擷取一部分的「D、S、C、H」動機。像是潘皇龍這樣從一長串「TSO」外文名稱中「大跳著摘」來生成音符的手法，倒不是常見。然而妙的是，作曲家發現到，這些音符之間的關係可以視為一種獨特的五聲音階，更巧的是，這九個音順序排下來幾乎是一個以C為中心前後逆行和對稱的音階，聽起來有點詭異又好似潛伏著某種奧秘的邏輯運行。將之與北管曲牌交疊使用，似乎可以詮釋出一種上接宇宙、下接地氣的纏結。把這種遙遠的天地玄黃意境，用一顆一顆的音栓緊在音樂的骨幹結構裡，可以說是潘皇龍音樂作品向來的特色之一。

至於比較不像我印象中「潘老師風格」的部分，似乎是《大燈對》中對旋律的整體鋪陳。以下是作為一位接受者如我聆聽首演時的現象學式速寫：第一樂章起，較長的旋律雖然已然出現，但卻波浪般地輪替於不同的樂器音色之間，結果，一條旋律被切離成宛如虛線，一條虛線又在更大範圍的裂開過程中，從「線」展延成「面」；虛線周遭環圍著其他裊裊飛碎的音響，搶食般地吸收了已虛化的線形，渦旋般地構成了立體發響的「間」。第四樂章的弦樂旋律，先是以震音（tremolo）和弱音器（若沒有聽錯的話……）模糊著、壓制著，並且被類似上述的立體化手法包覆在細碎的撥弦，以及（沒看譜）難以言明的敲擊樂空靈聲響裡，最後，那旋律居然突圍出「面」與「間」的陌生化手法，娓娓地、長長地、美美地在空中有調搖曳，輕輕地刷著應該是連一般聽眾等級能感動的心肉突觸。此間，有幾顆音在樂堂中空氣中的悠悠聯繫，屢次勾起我對Danny Boy那首歌的回想。莞爾，原來天地玄黃的奧秘之間，也有「酸的饅頭」（Sentimental）。似乎可以說對於「旋律」，潘皇龍在他擅長的陌生化手法之外，又異己地陌生化了自己。這回，我扎扎實實地被「嚇一跳」。

還值得一提的是，《大燈對》的首演以一個音樂劇場《燈‧影》的框架呈現出來。是以，除了音樂之外還有蔡博丞與「丞舞製作團隊」共同演出。以繪畫或舞蹈搭配純音樂會的嘗試，過去也不算罕見，但這種「跨域」若操作得不好，就可能淪為只是配合政策消耗預算之嫌。《燈‧影》中的「丞舞」絕不是這樣：每一位舞者的每一段動作，似乎都思考著如何與音樂的結構共同起落，道道的揮灑與頓點，散發著勁度與速度的美感。他們的身形走位、圍繞和使用的舞台物件、甚至面部表情，都在潘皇龍五個不同表情和速度的樂章中各展其趣。一段開傘、接傘、閉傘的場景，對筆者這種抓不了雞的案頭份子而言已經是特技，他們說明了，技術的精準不只是帶來快感，快感的意志性排列可以昇華出意義，技術因而轉為藝術。

此外，第二樂章接第三樂章（如果我沒有在首演的冷水中混淆的話）之間，意外出現一段沒有音樂的獨舞，我猜是為了帶過舞台上替換場景道具而產生的空白時間所做的安排，然而，此時升降舞台下上移動產生的哄哄聲響，以及觀眾屏息以待，而在整個空間中蔓生的細碎雜音，卻意外產生一種如同John Cage《四分三十三秒》的無樂之樂中意圖要聽眾意識到的無所不在的環境聲景。「丞舞」舞者在整首交響協奏曲接近尾聲的舞台上，小心翼翼地立起一列列宛如向觀眾放射的書本，又在音樂結束的那一片刻，讓這些書本以骨牌效應的方式波浪般地倏忽倒平，他們用很精簡的無聲行動表現了「被開始的，總是要被結束」。「丞舞」對《大燈對》這部音樂作品而言縱使不是必須，卻在「燈・影」的劇場框架中一再伸張自己的技術和意志，處處留下彩蛋。

回到以音樂會的角度來說，這場製作沒有別的樂曲，就演這麼一首《大燈對》，晚上七點半開始，前後大約六十分鐘。演完後在原地與朋友做專業的討論和非專業的寒暄，離開城市舞台時看看錶還不到九點：今夜還有點屬於自己的從容時間。尤其，對現下這個時代中被種種科技半強迫地習慣了碎片化閱聽的現代人而言，這場現代音樂的音樂會可以說是個乾乾淨淨、舒舒服服的體驗。回想六〇年代的臺灣有人說：「欣賞現代音樂是一種痛苦的享受，人們之所以隱忍以從，實在是因為他所能提供的感受，絕不是傳統音樂所能供給的。聆聽新音樂那麼怪異，但卻激起人對『現代』的無限尊崇」──卸下對尊崇的無限放任，不得不說，潘皇龍《大燈對》首演的種種似乎已經試探了與時俱進的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