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恐怖統治，曾經涉及這樣一個問題：由於必須團結雅各賓黨（Jacobins）來對抗封建勢力，羅伯斯比（Maximilien Robespierre）要同志們毫無保留地認同黨的綱領；可是，除了讓他們摸著良心之外，該如何確認其忠誠度？試想，當發誓說「我支持你」或「我支持黨的政綱」時，究竟有什麼方式證明絕無半點虛言？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革命瞬息萬變的過程中，任何朋友都可能在下一秒變成敵人，革命成果將因為各種內鬥、變節和臥底而毀於一旦。

在這個險惡的條件下，「認同黨」的要求只能升級成「誠實地認同黨」。但不只羅伯斯比，就算是承平時期的我們也一樣，不可能總是正確判斷他人的真情實意。在語言的隔膜下，人心總有距離，起誓難免淪為儀式，誓言可能昧著良心。若要進一步刺探，甚或猜忌、批判對方的真實想法──用中國傳統的老話來說，就叫「誅心」──下場反而會萬劫不復：在日常生活中被騙幾次大不了自認倒楣，但在生死攸關的革命局勢中，被騙一次可要全城盡滅、死傷無數，如果是掌握軍隊和民氣的羅伯斯比，不該對黨員們來個「寧可錯殺一萬，也不放過萬一」嗎？

羅伯斯比的行為模式有一個重點，就是拒絕把政治視為一場表演。因為表演總有台上台下、人前人後，我們可以沉醉在表演和演員的美好，也能頃刻就認為一切皆是逢場作戲，而這種虛假在危急的革命時刻，將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那麼掀開帷幕走下舞台，背後可有真實？羅伯斯比就是這麼做的，他從對誠實與忠誠的渴求走向對人心的刺探，最後發現那裡別無他物，只有葬送掉革命的終極恐怖（因為除掉太多戰友，當封建勢力回返時，雅各賓陣營再無人馬與之對抗，一場保守的政變於是取代了革命）。

之所以講這麼多，是因為《人民之王》基本上就是一部刺探政治和人心真實面的作品，我認為這帶來了消極的後果。

全劇最讓我們──這些「渴望外國劇本『在地化』的台灣人」──大呼過癮的，應該是演員蕭東意兩個分別諷刺台灣政客嘴砲和民眾愛民主的段落。以第二段為例。他扮演的外送人員臨時亂入水源劇場，發現這裡竟然有一場「談論民主」的表演，於是以路人式的無辜大眼和種種想當然爾，大方跟觀眾聊起民主。在「盍各言爾志」一番，卻發現無人回應後，他質疑起民主，也對大家言之鑿鑿挺民主的態度不以為然──雖然他馬上趕去送貨，顯示自己也不是多在意政治和表演（這裡不是要求大家給出什麼正確答案，畢竟只要有人回答，就可算作民主的表現，但觀眾是沉默的）。這一段入木三分、令全場爆笑的表演，速寫了台灣民主的形式化、樣板化：熱血投票卻吝於發言，安於當個政治偶像劇的觀眾。

第一段更絕。蕭東意不只集台灣歷代著名政治人物於一身，細表其口條儀態，以模仿代替不滿，更反身指涉劇作招來的「在地化」不足的批評，大有諷刺台灣人（或劇評人）既盲目追求西方文化，又不脫島民視野的意思。此外，在蕭東意一長串世故又不耐的「抱怨脫口秀」中，我們還能感受到人民和官員的「虛以委蛇」（注意：「委蛇」可寫為「逶迤」，「蛇／迤」音同「夷」）。待他退場隨後返回時，更畫龍點睛地打開特別設計的道具消防設施門（裡面當然沒有滅火器，只有一道牆），大喊一聲「假的！」言下之意，我們生活的政治社會世界，全都掩埋在假象中，這些假象不只包括政治人物的空頭支票，還包括劇評人的自戀話語。

政治和表演的密切關聯在這兩段昭然若揭，它們都沿著「區辨表裡」然後「刺探內裡」、「引爆表象」的方式開展。

在原劇作家葉利內克手筆較為明顯的其他段落，對統治者惡行惡狀──手法相當詼諧且繁複──的描述更是鉅細靡遺，堪比劇場版、諷刺版的《君王論》，只不過視野不斷在川普政權和伊底帕斯王的故事之間輪替，以古鑑今，以今揣古。我們看到，「女神」應該「自由」，卻被迫跟猥瑣的政客交媾；而先知的「落魄」倒真的久於統治者的「囂張」，只不過人民也難辨先知真假；底層勞工平時抱怨政府，但面對高官，卻還是卑躬屈膝。

葉利內克和劇組為我們指出現實的各種錯亂與顛倒，一步步拆掉所有表象；與此同時，人民持續失語，或者確切地說，他們的在場和話語是分裂的──在很多段落，角色們只能手捧喇叭，將預錄好的聲音播放出來，而其表情要麼默然無謂，要麼呆若木雞。全劇中後段，統治者更集體缺席，獨留空椅在舞台上，他們的對話只以字幕和燈光展示，似乎這些位子正等待未來其他「國王」坐上。文字、話語和肉身的在場，三者斷開。

《人民之王》除了詳盡捕捉統治者（包括美、中、台三地）的邏輯，還刻劃了民主時代的莫大悖論，即人民的沉默。群眾可能說過許多話，但沒有成果；可能彼此爭吵過，但因此受過傷；更可能向上爭取過自身的生存機會和福利，但沒有得到，於是沉默，越吵越沉默。這樣的沉默給了統治者接著大聲咆嘯的機會，此消又彼長，惡性再循環。較為可惜的是，《人民之王》還帶來另一種沉默，就是觀眾的沉默。拜全劇不斷區辨表裡、刺探內裡和引爆表象的手法所賜，我們不得不凝視民主的幕後實況，止步於此，啞然失聲。因為一眼望去，底層人民依舊苟且偷生、得過且過，哪有什麼公共意識，而統治者繼續囂張跋扈、知法玩法，哪有什麼「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然而，再高遠的理想和政治實踐，只要發生在現實中，本來就都有不潔的時刻，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我們不能接受這些幻滅，應該怎麼辦呢？這部作品沒有回答，只停留在這邊，繼續和這個可惡的世界保持曖昧。劇本改編者之一柯燕珠自己也說了：「如果『民主』的效力不彰，我們還要堅守民主嗎？並非暗示我們應回到原始暴力相向的狀態，但是人類還有能力找出其他的形式嗎？也許永遠找不出答案，但是對現今『民主』的缺陷視而不見絕不是好的抉擇，前來觀賞這部戲是很好的第一步。」（摘自節目手冊）

我同意觀賞《人民之王》是很好的第一步，但會不會讓人想踏出第二步，值得懷疑，因為不管是葉利內克還是劇本改編，都帶著強烈的懷疑論或虛無主義色彩，近乎「重估一切價值」的批判方式，並沒有指出可能的出路。這部作品對民主的態度──「民主？哪有，你看這裡和那裡，根本不民主嘛！」──讓人想起情侶間的鬥嘴──「你愛我？哪有，你看你都這樣和那樣，根本不愛我嘛！」要怎麼樣才民主，要怎麼樣才算愛呢？不知道啦，我們就反對形式上的民主和愛情，並持續刺探真相和真心啊！問題是，剔除了種種儀式和空殼，那背後的東西，我們承受得了嗎？

政治如果不全是表演，至少也有很大一部份必須依靠表演，而為了避免「羅伯斯比困境」，這完全正當。政治需要修辭、象徵、手勢與姿態，不管是保守的、老派的，還是革命的、前衛的，進入這個場域的人都要在符號體系前駐足，不過問人心，只觀察人言／行，他們──主要是名之為政客的政見兜售商──據此推陳出新，吸引目光，彼此競爭。面對這些「表演者」，我們觀其言、聽其行，獨獨不能做也做不到的，就是掀開帷幕，確認其心。他們的「表演」或許令人作嘔，假到無以復加，但政治和表演不應該是區辨表裡的場域，而是要就其承諾和最終帶來的實質效應加以檢驗，好比是否有助於共同體的發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觀眾的審美經驗和方法。

如果這些都不能令人滿意，而我們又真的深受其害，那麼請身體力行，踏入符號體系，試著取而代之。舉例來說，蕭東意扮演的外送員為什麼要趕場，不再繼續討論民主？又為什麼覺得票價好貴？這難道不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彈性工作者，沒有穩定薪資和固定工時嗎？一個苦於生計的勞動者，能有多少時間和自由反思民主？對於「有沒有能力找出民主的其他形式」的問題，我們真如柯燕珠所說的「也許永遠找不到答案」嗎？這裡，難道不存在思考「經濟民主」的可能嗎？

表象就是真實，就像劇場藝術一樣，背後沒有東西，政治和表演的本體都是一個平面，不是「本質─現象」的對立（這個區分只有在分析的意義上才有效，而現實並不那麼簡單），更不是架構了這個對立之後，再懷疑本質、刺探其「純粹度」，然後否定它呈現出來的現象。

最後，2020年的此刻，在目前的美國法律上，川普已經不是下一任總統了。如果否定形式民主，是否也要跟著否定讓川普喪失連任資格的選舉機制？反過來說，我們能夠期待葉利內克再寫一部批判拜登的作品嗎？她有意見的究竟是整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本身，還是川普？沒有指出哪怕是一點模糊出路的激進批判，都有淪為虛無主義的風險，而另一個「國王」或「假先知」往往會趕在一個健全的價值來臨之前，搶先進駐虛無主義留下的空位；如此看來，這樣的批判是反對川普，還是為另一個「更精緻的川普」做準備？葉利內克和這次劇組的編導人員無疑都是敏於感受的反思者，但實踐者恰恰要頓於不潔和幻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