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姿宇（專案評論人）

近來以白色恐怖為主題或兼論的戲劇演出可謂遍地開花，以今年為例，就有狂想劇場的《島上的最後晚餐》、同黨劇團的《白色說書人》（首演於2017年）、饕餮劇集的《白噪音》、再拒劇團的《明白歌》、人力飛行劇團的《雙姝怨》等等，戲劇揉雜偶戲、說唱藝術、舞蹈、視覺藝術，探索白色恐怖這難以跨越的歷史創傷記憶，還可以如何被涵容、重整、改寫。《無／法／對／白》同樣列身其中，這部由國家人權博物館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所指導贊助的製作，企圖進到非都市區（嘉義朴子、台北北投、新北鶯歌）、非典型戲劇場館（百年日式老屋、社區大學、活動中心），讓劇場和觀眾、觀眾和觀眾彼此對話與討論。《無／法／對／白》指出白色恐怖的故事並不屬於演員和劇場自身，亦不在觀眾和劇場間，而是發生在所有不曾脫離白色恐怖記憶的觀眾之間。

許多對白色恐怖的敘事多聚焦於「冤錯假案」的架構，控訴白色恐怖時期警備總部等特務機構任意捉捕、羅織顛覆國家的罪名，將人民構陷下獄或剝奪生命。若建構在一個「單純無辜」、純粹於黨國體制壓迫下蒙受「不白之冤」的受害者，實則容易得到群眾普遍的認同、同情──因為站在這個「純潔」的受害者對面，是邪惡龐大的黨國機器，正邪之分如此明顯。但隨文獻檔案的開放，已有不少白色恐怖研究修正這片略顯蒼白的圖景，而《無／法／對／白》所繼承的挑戰性問題是：如果被捕下獄者是真的相信社會主義才是改革希望的呢？如果他們真是地下黨派的一員、參與策劃顛覆國民黨政權，甚至與中國共產黨來往，協助建立地下網絡的呢？現在的台灣人要怎麼面對這段歷史？

《無／法／對／白》松山場（憶生文創工作室提供／攝影王一樵）

《無／法／對／白》是關於一家三代人的故事，國棟在白色恐怖時期因為參與讀書會而被捕下入獄二十年，錯過女兒瑾萱長大成人的黃金時光，瑾萱結婚生子後得知中華民國政府頒訂「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下稱補償條例），便希望國棟可以申請補償、獲得平反，緩解家中的經濟狀況，但國棟得知條例細節後猶豫不決，因為當時他真的加入了共產黨，而按照補償條例的規定，他因此不會被算在有被補償資格的人中──換言之，如果要申請這筆國家補償，以回應他虧欠多年的女兒的殷殷期待，他就得向國家說謊。

國棟此時面臨了艱難的抉擇，申請賠償，等同承認少時的他入黨是錯的，而否認自己過去做過的事，近乎是對自我認同的否定，因為，國棟淒淒喊道：「那就是我啊！」但不申請賠償，他又如何面對女兒、向妻女表達自己長年缺席的歉意？而國棟更害怕向瑾萱坦白自己心裡的這番掙扎：「知道我入黨，她會不會看不起我？」因為「這樣不就坐實了她是共匪女兒的指控嗎？」不知所措的國棟只好保持緘默。而瑾萱滿腹委屈，她與母親相依為命二十年，飽受親友同學的異樣眼光，終於盼到父親回家，卻迎來一個半生陰鬱、神經質、禁止全家談論政治的父親，她也被困在父親的陰影和對父親的怨懟裡。

《無／法／對／白》揭示政治暴力帶來的創傷，是跨時、跨世代，超越物理性而更是精神性的。國棟不是烈士，黨國以漫長的二十年摧毀了他的意志、剝奪了他對人際關係的信任以及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解嚴後，國家又再次用1998年頒布的補償條例截斷了他肯認自己存在、與家人共享傷痛或療癒的可能。國棟的掙扎讓人想到社會學者林傳凱轉述五○年代的政治犯前輩對補償制度的評論：「是不是在『二二八 』的軍事屠殺後， 每一個台灣人都還必須像條喪家犬一樣的順從政府，才能在『無辜』與『無故』受到國家暴力侵害後獲得一點尊重？是不是先要像奴隸般的繼續順從暴政，你才能在1998年的補償制度中被當成一個人看？」【1】顯然，國家系統性的暴力除了決定將誰劃分在「罪犯」的範疇內，更包含將怎樣的人放逐到制度的認可之外，這不僅涉及倖存者的社會、經濟條件，還有他們將如何認知到自已是一個完整，或是破碎的人。

《無／法／對／白》松山場（憶生文創工作室提供／攝影王一樵）

在這片圖景內，觀眾有什麼可以介入的空間？演出時不時會被引言人打斷，觀眾要思考如果自己是其中一個角色，會做出什麼選擇：會不會自首？申不申請賠償？觀眾也被邀請分別坐到國棟或瑾萱身邊，與他們對話、建議他們如何向彼此坦誠。在如此靠近、近身肉搏式的面質時，保持冷漠似乎不再那麼容易，觀眾必需將角色的掙扎當成自己的，並面臨和角色類似的兩難。當然，並不是所有受難者都能如國棟和瑾萱一樣，有能力將創痛化為有條有理的語言；促轉會委員彭仁郁就曾提到，有些創傷者為了自我保護，無法以容易理解的邏輯組合語言和記憶，而必須訴諸暗號式的表述，「但更多情況是，創傷痕跡已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失語，而無法被記載下來」。【2】的確，本劇意不在追溯失語的創傷者，或許它創造意義的對象反而指向觀眾自身。在演出尾聲，引言人請觀眾分組討論世代溝通的難題與解方，觀眾向彼此分享自己的家族經驗。我的組員們有成長自本省、外省家庭，也有本外省混雜的，而他們接收到的白色恐怖敘事雖然各異，但那段漫長的歷史記憶卻仍深植台灣人心中，今日幻化為不同的形態與意識，滲透日常生活最瑣碎的時刻，如同本劇第一幕，瑾萱緊張的對想去香港參加反送中運動的兒子敬安說：「不多做什麼，就不會有事……好好生活、賺錢最重要！」擁有一位前政治犯父親的生命經驗未曾離開，仍要時不時偶然閃現，而辨認、尋找這些言論和認知之下的真實焦慮，走向可能的療癒／遇和對白，劇場可以如何介入，還有待更多探索和創造。

註解

1、林傳凱：〈 「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艱難思考（下）〉，《人本教育札記》，第356期（2019年2月），頁66-70。

2、〈「重拾社會信任──歷史記憶與心理創傷療癒」講座紀要〉，網址：https://ppt.cc/fjD0q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