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白傷痛,《無/法/對/白》
十一月
04
2019
《無/法/對/白》松山場(憶生文創工作室提供/攝影王一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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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姿宇(專案評論人)

近來以白色恐怖為主題或兼論的戲劇演出可謂遍地開花,以今年為例,就有狂想劇場的《島上的最後晚餐》、同黨劇團的《白色說書人》(首演於2017年)、饕餮劇集的《白噪音》、再拒劇團的《明白歌》、人力飛行劇團的《雙姝怨》等等,戲劇揉雜偶戲、說唱藝術、舞蹈、視覺藝術,探索白色恐怖這難以跨越的歷史創傷記憶,還可以如何被涵容、重整、改寫。《無/法/對/白》同樣列身其中,這部由國家人權博物館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所指導贊助的製作,企圖進到非都市區(嘉義朴子、台北北投、新北鶯歌)、非典型戲劇場館(百年日式老屋、社區大學、活動中心),讓劇場和觀眾、觀眾和觀眾彼此對話與討論。《無/法/對/白》指出白色恐怖的故事並不屬於演員和劇場自身,亦不在觀眾和劇場間,而是發生在所有不曾脫離白色恐怖記憶的觀眾之間。

許多對白色恐怖的敘事多聚焦於「冤錯假案」的架構,控訴白色恐怖時期警備總部等特務機構任意捉捕、羅織顛覆國家的罪名,將人民構陷下獄或剝奪生命。若建構在一個「單純無辜」、純粹於黨國體制壓迫下蒙受「不白之冤」的受害者,實則容易得到群眾普遍的認同、同情──因為站在這個「純潔」的受害者對面,是邪惡龐大的黨國機器,正邪之分如此明顯。但隨文獻檔案的開放,已有不少白色恐怖研究修正這片略顯蒼白的圖景,而《無/法/對/白》所繼承的挑戰性問題是:如果被捕下獄者是真的相信社會主義才是改革希望的呢?如果他們真是地下黨派的一員、參與策劃顛覆國民黨政權,甚至與中國共產黨來往,協助建立地下網絡的呢?現在的台灣人要怎麼面對這段歷史?

《無/法/對/白》松山場(憶生文創工作室提供/攝影王一樵) 《無/法/對/白》松山場(憶生文創工作室提供/攝影王一樵)

《無/法/對/白》是關於一家三代人的故事,國棟在白色恐怖時期因為參與讀書會而被捕下入獄二十年,錯過女兒瑾萱長大成人的黃金時光,瑾萱結婚生子後得知中華民國政府頒訂「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下稱補償條例),便希望國棟可以申請補償、獲得平反,緩解家中的經濟狀況,但國棟得知條例細節後猶豫不決,因為當時他真的加入了共產黨,而按照補償條例的規定,他因此不會被算在有被補償資格的人中──換言之,如果要申請這筆國家補償,以回應他虧欠多年的女兒的殷殷期待,他就得向國家說謊。

國棟此時面臨了艱難的抉擇,申請賠償,等同承認少時的他入黨是錯的,而否認自己過去做過的事,近乎是對自我認同的否定,因為,國棟淒淒喊道:「那就是我啊!」但不申請賠償,他又如何面對女兒、向妻女表達自己長年缺席的歉意?而國棟更害怕向瑾萱坦白自己心裡的這番掙扎:「知道我入黨,她會不會看不起我?」因為「這樣不就坐實了她是共匪女兒的指控嗎?」不知所措的國棟只好保持緘默。而瑾萱滿腹委屈,她與母親相依為命二十年,飽受親友同學的異樣眼光,終於盼到父親回家,卻迎來一個半生陰鬱、神經質、禁止全家談論政治的父親,她也被困在父親的陰影和對父親的怨懟裡。

《無/法/對/白》揭示政治暴力帶來的創傷,是跨時、跨世代,超越物理性而更是精神性的。國棟不是烈士,黨國以漫長的二十年摧毀了他的意志、剝奪了他對人際關係的信任以及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解嚴後,國家又再次用1998年頒布的補償條例截斷了他肯認自己存在、與家人共享傷痛或療癒的可能。國棟的掙扎讓人想到社會學者林傳凱轉述五○年代的政治犯前輩對補償制度的評論:「是不是在『二二八 』的軍事屠殺後, 每一個台灣人都還必須像條喪家犬一樣的順從政府,才能在『無辜』與『無故』受到國家暴力侵害後獲得一點尊重?是不是先要像奴隸般的繼續順從暴政,你才能在1998年的補償制度中被當成一個人看?」【1】顯然,國家系統性的暴力除了決定將誰劃分在「罪犯」的範疇內,更包含將怎樣的人放逐到制度的認可之外,這不僅涉及倖存者的社會、經濟條件,還有他們將如何認知到自已是一個完整,或是破碎的人。

《無/法/對/白》松山場(憶生文創工作室提供/攝影王一樵) 《無/法/對/白》松山場(憶生文創工作室提供/攝影王一樵)

在這片圖景內,觀眾有什麼可以介入的空間?演出時不時會被引言人打斷,觀眾要思考如果自己是其中一個角色,會做出什麼選擇:會不會自首?申不申請賠償?觀眾也被邀請分別坐到國棟或瑾萱身邊,與他們對話、建議他們如何向彼此坦誠。在如此靠近、近身肉搏式的面質時,保持冷漠似乎不再那麼容易,觀眾必需將角色的掙扎當成自己的,並面臨和角色類似的兩難。當然,並不是所有受難者都能如國棟和瑾萱一樣,有能力將創痛化為有條有理的語言;促轉會委員彭仁郁就曾提到,有些創傷者為了自我保護,無法以容易理解的邏輯組合語言和記憶,而必須訴諸暗號式的表述,「但更多情況是,創傷痕跡已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失語,而無法被記載下來」。【2】的確,本劇意不在追溯失語的創傷者,或許它創造意義的對象反而指向觀眾自身。在演出尾聲,引言人請觀眾分組討論世代溝通的難題與解方,觀眾向彼此分享自己的家族經驗。我的組員們有成長自本省、外省家庭,也有本外省混雜的,而他們接收到的白色恐怖敘事雖然各異,但那段漫長的歷史記憶卻仍深植台灣人心中,今日幻化為不同的形態與意識,滲透日常生活最瑣碎的時刻,如同本劇第一幕,瑾萱緊張的對想去香港參加反送中運動的兒子敬安說:「不多做什麼,就不會有事……好好生活、賺錢最重要!」擁有一位前政治犯父親的生命經驗未曾離開,仍要時不時偶然閃現,而辨認、尋找這些言論和認知之下的真實焦慮,走向可能的療癒/遇和對白,劇場可以如何介入,還有待更多探索和創造。

註解

1、林傳凱:〈 「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艱難思考(下)〉,《人本教育札記》,第356期(2019年2月),頁66-70。

2、〈「重拾社會信任──歷史記憶與心理創傷療癒」講座紀要〉,網址:https://ppt.cc/fjD0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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