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一○九年國慶的前一天，在一個家家戶戶均插滿著中華民國國旗的眷村裡，娓娓倒述著一段，發生於白色恐怖時期，一個平凡無奇（當時或許不足為奇）受難者三代家庭的故事，場地與時間的巧妙配置，已然存在濃厚的戲劇張力。未指稱共作場主要是由一群應用劇場、教育劇場的藝術工作者組成，在《無／法／對／白》的展演中，試圖以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庭為主體，牽引大時代始終沒有解決的矛盾與衝突，演出過程透過互動策略，邀請觀眾化身劇中人物，以同理心角度與大時代對話。

近年來以「白色恐怖」作為主題的表演形式成為時下熱門主題，舉凡電影、戲劇、舞蹈等等，從歷史事件發生後的六十多個年頭、也就是現如今回看，可以發現歷史仍不斷重演，為何會不斷地重演？即使2018年，行政院設立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但這段歷史遺留在社會脈絡的軌跡裡，好一點的情狀下依然「無法對白」；更糟一點，甚至直接被扭曲，成為政治惡鬥中意識形態的打手，令人不勝唏噓。種種無能為力的的社會建制開啟另一層構面的討論，「集權主義下」的「惡」究竟為何？又是什麼因素促使這些「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不斷重演？

《無／法／對／白》故事結構主要串聯一家三代人，最主要的戲劇高潮為「是否簽署《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此選擇牽引出主要角色內心矛盾：其一，阿公國棟在白色恐怖時期，因加入地下讀書會（共產黨）被捕下獄二十年。條例頒布後，國棟無法抉擇是否該簽署，若決定申請，在他的道德觀中等於背叛少時與其共進退的革命同志；另外，也會坐實女兒心中自己曾經是共匪的事實。其二，以女兒的角度來看，瑾萱數次探問父親當時脈絡細節，可父親總是有口難言、保持緘默。她認為，簽署補償條例象徵政府已願意正視錯誤、願意致歉。其三，世代間矛盾再次複製，瑾萱的女兒因前往觀看白色恐怖展覽被母親責罵，當女兒企圖詢問外公當年事件細節時，母親卻又複製父親（外公）的逃避模式，選擇避而不談，形成無解迴圈。

在編劇手法上，大抵描繪了白色恐怖受難家庭的社會顯影，劇情結構先是以孫女看展被母親罵，接著以倒敘／回看形式，演繹外公年輕時的故事線。但全劇有些許邏輯不通的缺漏，如劇情收束處，國棟與瑾萱（父與女）上演世紀大和解，瑾萱理解地向父親喊道：「希望我們下輩子可以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家庭，再次當父女。」看似矛盾已解，但為何在劇情開始，女兒詢問外公事蹟時，瑾萱表現地十分害怕遮掩，甚至說「你要當有用的人，不要跟阿公一樣」；再者，如國棟過世時，難友王秋月到家中捻香致意，後拿出一疊國棟在獄中書寫的家書給瑾萱。不合理處在於，秋月於1960年代左右移民美國，國棟1969年出獄、2005年去世，在這四十年的時間中，秋月明明知曉家書對於家屬的重要性，可為何要等到國棟過世時，才將家書還給瑾萱，難道僅僅是為了使戲劇可以結束在國棟口白家書？又或是，國棟最終交代女兒一定要記得發生的一切，但劇中所有瑾萱企圖了解事件原委的橋段，他都未曾言明甚至是逃避；那麼，他想要瑾萱記得的，僅僅是他很委屈地被下獄過？若是，如今對於白色恐怖時期的那些「無法對白」，國棟或許也應該負起責任。

本劇若以一般正襟危坐的劇場演出標準來看，並沒有特別新奇之處，但未指稱共作場透過觀演互動的類論壇劇場，加上RPG（Role-Playing Game）特性，使觀眾可以漫遊在角色世界，通過操控戲中角色的選擇決定戲劇走向，展現出另一種特有劇場民主化的實踐與目標。也因為是論壇式劇場，劇情轉折處不時會被引言人打斷，詢問觀眾當下的選擇。比如，是否會去自首？是否該申請補償？使觀眾與角色進行直面對話。過程中，「自由」與「選擇」不斷出現，劇中人物在時代歷史脈絡下沒有自由的權利選擇自身所愛，抑或是為了所愛必須付出生命；反觀如今看戲的觀眾，已然有了自由的權利，可以選擇進一步溝通探究，然而我們的選擇會是什麼？

其中兩名觀戲觀眾的背景令筆者印象最為深刻，筆者也與之進行一段對話。一位是白色恐怖真實受難者鄧伯宸，出生於1949年，為成大白色恐怖受難者。1972年時，因與大學好友討論共產主義及中國統一等內容，被以「涉嫌非法顛覆政府罪名」起訴，後被判感化三年。另一位觀眾，則為出生於1985年的香港人吳文基。他提到，從前幾年相對溫和的雨傘運動至近年已然全面失控的國安法爭議，香港時下危機情勢與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幾近相同，除了根本無力與大時代對話之外，親友間因理念分派的激烈對立、互相猜忌無處不在。吳文基曾經想要透過自身力量改變失序的社會，與好友創立臉書社團，希望以平和的方式建立多元對話平台，使不同立場的人們可以藉此進行理性對話，可最終仍抵擋不了洪水猛獸的襲擊。他認為，目前香港社會風聲鶴唳，「似乎只能在同溫層裡互相擁抱，因為到了外面談論任何想法，都是危險的」。

從上述的事件描述可以發現，同樣的歷史脈絡不斷重演，是什麼無形卻巨大的力量始終宰制人們的行為？筆者認為有兩大面向可以進行探討：「極權主義下的惡是什麼」──為何支持共產黨就是罪大惡極的共匪？若支持者有自己的理想，希望他眼中的世界可以更好，那他有錯嗎？以及「平庸的邪惡」──如何看待白色恐怖時期執法人員或是現今香港警察的作為？

極權主義下的惡是什麼。集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是一種全體主義，透過「全面控制」的方式進行統治。國家公權力無處不在，統治者利用某種專制的意識形態（ideology）灌注於群眾，使人們成為被操控的傀儡，沒有、也不能有自己的意識與想法，宣傳（propaganda）與灌輸（indoctrination）是最主要的洗腦手段。亦如白色恐怖時期，國民政府帶著國共內戰後的傷殘身軀來到台灣，此時他必須透過全面控制的方式掌控全島，不容許有其他反對甚至是共產黨的雜音出現。此時，在極權主義下的惡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以執政黨的角度來看，支持共產黨變成為十惡不赦的罪人；另一種惡，則是以現代「後設」視野，覺知如此霸道專制的行為，於世界而言是惡的。

第二個面向，則回應第一個問題所提出後者的惡，如何看待白色恐怖時期執法人員或是現今香港警察的作為？筆者試以政治理論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提出的一個經典理論「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作為討論依據。試問若你是白色恐怖時代的警務人員，上級命令你槍殺反對者，你明知即將死亡的人是無辜的，你還會上膛開槍嗎？又或是，你今為香港特警，上級命令你必須強押抗議百姓，若不執行，就換你被審判，那你會如何選擇？鄂蘭認為，人性非惡，只是平庸淺薄與無知，社會上大多數個人都不會進行思考，亦如每個人都是國家機器運作中的一個小小螺絲釘，因沒有判斷道德善惡的能力，導致發生集體瘋狂，最終將社會推向極致的犯罪。造成事件不斷重複的緣由，可以延伸至資本主義運作的副作用，在資本主義階層化群眾的影響下，社會出現一群被原子化（atomization）的個人，這些無所依歸的個體，必須攀附著某個意識形態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融入群體之中。

以上種種，僅為試圖探究大時代悲劇重演因素的一小點點。單一事件的歷史脈絡背後，牽引著廣及國家社會、群體個人等複雜面向，實在不應以後設的角度，吐出一句對錯好壞就能對其評判。台灣五○至七○年代遺留下的後傷，至今深刻影響島內人民的思想與政治社會，每個人都有義務客觀了解那段空白歷史發生的種種，並且在過程中時刻提醒自己以批判性思考觀看每一頁篇章。否則，最終人們也只會成為自己口中深惡痛絕的「那群人」、只會助長鄂蘭口中那樣的「激進的邪惡」（radical evil）。